弱势族群务必避开战祸求发展
在谈论这个话题前，有必要讨论爱国的观念。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阶级斗争等是经常挂在精英嘴边的口号，特别是那些角斗士式的精英的斗蓬上，无不钉满这些口号缝制的补丁。回顾历史，1930年代，国土危难，有所谓爱国者主张用百姓的生命无谓地去填堵日本人的枪口，胡适很严肃地指出：“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这里，胡适的爱国考量是人，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至少，在胡适眼里，国土如果是重要的，人比国土更重要。在胡适那里，人是国家的首要，制度的重要也就此凸显。制度是用来保障人的，人的社会生活及其他，必须依赖制度。由人而制度，爱国就是爱人，制度也就进入爱国的视野。对现代人来说，爱制度恰恰就是爱国的一项理由，甚至它往往成为现代人的首选。如果要举例，恐怕没有比马克思更合适。这位大
在现代国家的概念里，每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举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那些与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享有平等权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而我们近百年来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相去甚远。
所以，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梁启超所描述的场面出现了∶ “‘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世人对自己国家、对“传统”的自信力脆弱、衰朽到了极至。深层的原因是自古以来“国民权利”的缺失，导致了国家观念的崩溃。”梁启超在《新民说．论权利思想》中描述:“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婪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 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 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以后胡适也直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胡适及其当时的志士仁人，都将“思想立国”与“经济强国”放在压倒一切的首位。胡适甚至提出，承认东北伪满政权，以换取关内和平的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时间。
在旧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因此，他们其实无法真正感觉到国家能够带给自己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历史上可以为了生活而揭竿起义，却不会像士大夫那样关心到底由谁来统治他们。在他们看来，那个朝代的租税轻，哪个朝代的皇帝就是好皇帝。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鬼子来了》中农民没有通常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
在某种意义上，制度符号比国家符号更重要。因为，是制度而不是国土，才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马克思出生于德国，可是他却长期流亡于英国。他无法忍受当时普鲁士的专制制度，因此用脚投票，宁可选择客居伦敦。马克思不是在选择国土，而是在选择制度。马克思日日夜夜都想推翻那个由英伦国家所表征的自由主义制度，然而，就是这个制度不仅容留了他，而且容留了他那极为激进的推翻理论——因为这属于言论自由，哪怕是反对自己。可以设想，马克思自己的国家及其制度，能够容忍他像对英伦制度那样说“不”吗？
针对这些现象，龙应台说：“通常那循循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比如在旧中国，国家是天子与士大夫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谁当皇上，与百姓干系不大。延续至今，在老百姓心目中，国家大事是领袖的事、地方大事是“公朴”与“大盖帽”的事。所以民众对政治淡漠、缺乏主人翁意识，13亿人显得松散，官员们忙于“权力寻租”;无权的人能揩点公家的油也平衡了心态，连油都无处揩的，只好上马路偷窨井盖当废铁买了。国人并非没有爱国心，特别是知识分子中，知道家、国关系，重视家庭、热爱祖国大有人在，可是近、现代的中国，爱国心为何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除了以上分析的生存状态的拙劣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与个体之间缺乏对等的关系。毛泽东说过∶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一个国家是专权的、不断地鱼肉百姓、不断地制造麻烦与痛苦，正如老舍临近咽气时所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谁爱我呢？”。所以在夺取政权前列宁会说出这样的话：“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
在巴金所写《怀念老舍同志》一文的初稿里曾提及∶“他没有一点私心，甚至在红卫兵上了街，危机四伏、杀气腾腾时，他还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到北京市文联开会，想以市文联主席的身份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里他受到拳打脚踢，加上人身侮辱，促成了他的不明不白的死亡。十几年来他呕心沥血百般歌颂我们的新社会，可是就是这个‘如此美好’的新社会让他横遭凌辱、悲惨死亡。”因此说爱不爱国并非个体的修养与民族素质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们回到历史，19世纪的中国外侮不断，战争频仍，如何处理战与和的问题才是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选择？在非战争状态下，李鸿章提出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八字诀和郭嵩焘提出的“以和为主，为国减祸”的方针，代表着军事和外交上理性而可行的方略。
对19世纪的中国来说，西方列强一身而二任：既是野蛮的侵略者，又是富强和先进的榜样。其强迫中国通商和开放的暴虐行径，不幸也包含着“通过贸易往来把各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中”这个历史进步过程的内容。郭嵩焘最早认清这一天下大势，他判断列强“其阴谋广虑囊括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通商求利是洋人早期的基本诉求。这是有道理的。在1890年代以前，西方各主要国家分别陷入了程度不等的国际或国内纠纷，暂时没有余力吞并庞大的中国。据此郭嵩焘提出，处理夷务必须情、势、理结合，以和为主，努力避战，以赢得内部实施改革的时间。
“以和为主”的主张是郭氏总结多年来在对外关系中因愚昧无知给国家带来重大灾难后而提出的。他曾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僧格林沁主动诱击英法公使的武装船队而引发战祸的内幕。当时英法公使霸道地由武装护卫前往北京换约，僧格林沁密令清军“去衣冠自称乡勇，诱致夷人，薄而击之。仆（郭嵩焘）陈谏再四……两上书力争”。僧格林沁不听，遂击沉其船。第二年（1860年），英法为了报复，借亚罗号事件挑起战端，北上攻占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郭氏提出“以和为主”，实为有感而发的泣血自省，为国减祸的苦衷溢于言表。
针对那些盲目排外、引火烧身的愚行，郭嵩焘倡言：“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士之旷识。”这才是荡荡王道，更能反映中国人的包容襟怀！我们假定：“这些与作茧自缚的华夷观念大相径庭的主张，如果被采纳，十分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历史与此相反。郭氏不仅主张不售，本人反倒被时议诟为“卖国”，其悲剧结局令人叹惜。
盲目排外、主动构衅的行为，到义和团运动时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慈禧太后也像僧格林沁那样向外国使馆主动发起进攻，招来了八国联军的烧杀抢掠。昏聩的统治者总是用国运和生民的血肉去“交学费”，总是不能事先从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
近代中国必须赢得内部改革时间这一大局，对“和戎”的思路广为阐发，由非战时状态进而考察历次战事，认为慎重处理和战，更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以中法战争为例，张之洞的主战观念并不可取，李鸿章的主和意见更为深谋远虑。法国在越南苦心经营二十多年，国力雄厚，终将侵占越南；而中国打了一年仗，一无所得，反而耗费白银3000万两，所蒙受的经济损失，有人估计多达1亿两以上，这个数额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的花费（约3000万两）多得多。如果这笔钱用在发展海军上面，匡算一下，能够装备几支北洋舰队？是否将增加甲午海战中邓世昌等前线将士在战场上的胜算呢？“和戎”之策表面上好像不大光彩，却可以换来中国的暂时喘息，将精力和财力用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危急存亡之秋，弱势一方不能忿于一斗，而应更加深沉忍耐，力求后发制人。即便要打仗，也须打有准备之仗。这便是一再强调的真正爱国、惜国、救国的大计，其对“和戎”之策的肯定，主旨便在于此。
中国近百年来的积弱，恐怕与未能慎重地躲避战祸有关。从1840年林则徐焚烧洋人鸦片开始，便摆开了与西方世界对峙的局面，如果当时清朝能削减贸易顺差，进口西方的工业品，也是可以走双赢的道路的，而选择烧毁对方的大宗商品，其后果必然是导向战争，而关健在于我们对交战的对手缺乏了解，对于能否打赢这场战争也毫无把握，更谈不上孙子兵法上谆谆告诫的大战之前必需“庙算”的程序。林公亦是我故乡的故人，其秉公爱国无可厚非，尊其为民族英雄也未尝不可，但客观上说，他在烧鸦片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是否掉以轻心了？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至少林则徐在被流放新疆途中，便开始了研究西学的功课，说明他对自已引燃的鸦片战争战火是心存余憾的。
中国人素有合纵连横的传统，可是1950年之后与周边邻国的战争却多是单挑，有的甚至独挡多面，如朝鲜战争。从百多年前卷入的与西方列强的争斗，又从1921年起打了30年内战，紧接着又与周边邻国打了30年外战，这其中的数百场大大小小的战争，确实有许多并非非打不可，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全民族被少数一些政治精英卷入了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全民族的整体素质越低，越容易被一些政治精英裹胁而投入绵绵不断的战祸之中，而战乱又破坏了社会的正常发展、引发政治、经济、文化的衰败，而这种衰败又导至民族的整体素质进一步降低，使一个国家陷入持续衰落的恶性循环与困境之中不可自拨。
经历二千多年征战的中华民族，除了铸就拖不垮、打不烂的坚强躯体、吃苦耐劳的品格之外，留下的仅是满目苍痍的山河、非常情绪化的战争思维的行为准则。一个身陷绵绵战祸的国家绝对不可能是强大的国家，美国为何强大？就是因为经历独立战争后的二百多年内，它从不在自已国土里打战。故往今来，战争的爆发总是联系着民族利益、权力分配、意识形态的分岐，塞氏《战争论》里有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我觉得更确切的说法应是：“战争是不良政治的继续”。回顾半个多世纪来我们卷入的许多战争多是意识形态的分岐所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人类居然为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个观点发动上亿人打了几场大仗。如果说发动这些战争的领袖、精英是笨蛋的话，居然还有更笨的笨蛋为他们喝彩。值得庆幸的是：人们终于从昏天黑地的战乱中苏醒过来，我的“不要轻易言战”的系列文字也有了一些市场，也感谢网管网开一面，保住了这个系列的完整性，最后使读者明白了极为浅显的道理：弱势民族应当避开战祸求发展，强势民族也应避开战祸保发展，维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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