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不仅只活跃于政治舞台，在文艺、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无不活跃着他们幽灵般的身影。当我们在梳理历史的诸多教训时，一个疑问悠然而生：精英们是如何绑架民众，使人类历史不断卷入动乱与浩劫？为什么有些地域可以顺利步入民主社会，其余的却不行？这显然是社会学的一大难题。
这可能要借助于“造化”这个玄妙的词了。自然界“造化”了许多鬼斧神工的山水风光；人类社会也“造化”了不少和谐美妙的民主社会。但只要细心地咀嚼历史，还是可以参透社会发展趋势的一些来龙去脉。力量对比是解读自然与社会现象的重要参量。民众的自治能力与精英的活跃能力的博奕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的走向。欧洲在中世纪仍然有千余个城邦，各个城邦基本上由其中的民众实行自治，关心公共事务是西方人的长项。在欧洲1100－1600年这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民族国家的产生实际上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秩序和地方共同体的自治秩序的妥协。即使是已经达到相当集权的英王室，也必须和以贵族为代表的社会利益妥协，并受后者的限制。比较成功的主权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基层社会共同体的完整性，使后者能够积极介入政治过程。
中国则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央集权的国家建设过程就已经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政治成为政治主流。国家权力也逐渐剥夺了基层社会共同体的自治权力，通过“编户齐民”的方式，把老百姓登记在册，在理论上皇权对每一个臣民有着一竿子捅到底的直接统治关系。这一套，被钱穆称为“民众与国家接近”，“优秀平民”得以被选拔进入政府，使中华文明迥异于罗马文明，历久而不衰。
这种“民众与国家接近”的本质是什么？那就是用国家的权力统摄人的一举一动，使社会没有自我组织的空间。不管后来中国的专制皇权如何用儒家学说来装点，其核心的逻辑已经被韩非说得清清楚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势同水火，前者必须通过赤裸裸的权力游戏对后者进行控制。后来儒家的功用，不过是把这一血腥的权力逻辑软化为：国家理性比个人意志更能促进全社会的福利。特别是当国家被贤能之士所统治时，国家就更有能力代每一个个人追求他的利益。韩非所谓的法术之士，就成了钱穆所谓的“优秀平民”，这种“优秀平民”实际上是精英的代名词。于是，国家权力，不断地代替了基层社会共同体的自治机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也就成了中华文明的根基，从而使强力集团的统治延续了二千多年，循着精英政治的轨道不断滑行。
因此可以这样推断：民众自治的愿望与能力的先天缺乏，给精英预留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使民族国家被暴力集团劫持。这种情况有望在21世纪逐渐得以摆脱，因为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之后，步入了全球化发展的快车道。民主化的生产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加之信息化社会的成型，一个暴力集团控制的民族国家要想像朝鲜那样不准民众使用短波收音机，实施起来难度是越来越大了。这从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也可清楚地看出一些端倪。首先是邓小平走访美国，悟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并决心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发展经济的轨道上。在晚年已看到党的力量过分膨胀终将影响国家的发展。这些意识形态的变化，促成了“国退民进”步伐的加速。
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是典型的暴力集团的意识形态，德、日、意结成的轴心国家企图绑架全世界成为他们奴役的对象，以此为线索20世纪成为暴力集团与生产集团彻底较量并以生产集团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我看好21世纪，这正如布什在布拉格所作的演讲所说：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上仅有45个民主政体，但现在已经有120多个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民现在生活在自由当中.享受自由福音的国家的人民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那些正在为建立自由社会而斗争的人民.我们坚定地与黎巴嫩,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在保卫他们的民主果实不被极端的敌人窃取.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在为自由作出巨大的牺牲.他们赢得了自由世界的尊敬，他们赢得了我们坚定的支持。”
布什不是演说家，甚至有点笨嘴笨舌，但这段话说出了一个意思：国民由专制的皇帝任意宰割的时代已经过去，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来临”。打伊拉克虽然花了代价，但搬倒
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J．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里，若要说这是在回退到那种昏暗年代，那是不贴切的，因为这种规模的大屠杀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
人类的20世纪是血腥的世纪，杀戳与流血的世纪，是一大批精英推销危险和错误的思想的狂乱的世纪；21世纪虽然并不太平，但是由于信息化社会的来临，思想自由空间的不断开拓，国家、民族被少数精英的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层出不穷的极端理论所裸胁的时代已经渐去，这是我乐观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