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吴思全新的社会发展思维。他解构了社会类型，这与我的“三分法”思维比较靠近。社会只存在专制与民主两个极端以及介于其中的过渡社会。但是吴思没有说清社会发展的动因。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对于中国来说既是一个蒙人的东西，那么，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呢？正如吴上文所述：“资本和官家联手，限制工会农会，”有意思的是，不管赤色工会还是黄色工会，都不是工人自己闹起来的，而是外来的政治精英发动并组织的。马克思认为，农民分散落后，属于旧的生产方式，如同一麻袋土豆，缺乏组织，无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高高在上代表他们。工人阶级则不然。可是中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人和农民的行为差不多。我们可以查找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只有顾顺章等是正儿八经的工人，可是他却成为中共党史上货真价实的叛徒。另一个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向忠发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却被王明等人所控制。同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随即叛变，两天后即被枪毙。当时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情人——一个妓女，被国民党审讯时，那个妓女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但是向忠发却很快就提供了我党的情报，周恩来把他称作：“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除此之外，中共早期领导人，几乎全是出身于名门大族，毛泽东说是富农，他老爹还兼职粮商，只为身份的原因，毛的成份才就低不就高，至于领导层的中上部分，譬如，十个大将，其中：陈赓出身地主、粟裕出身小地主，其父为清末落第秀才、谭政出身绅商，祖父为晚清秀才、罗瑞卿出身破落地主、王树声出身小地主。在领导层的中下层，才多为贫苦农民出身。我罗列这许多尘封的档案，无非是说明，中国的土地革命决不是工、农自已闹腾起来的，而是精英发动与领导的一场由第三国际遥控的一场武装斗争。在1923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1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且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亲自执行，只有一小部分在他们的代表严密监督下，由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莫斯科的指令和特派代表的指示，敢于进行反对和抵制的，最坚决的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从根本上反对共产国际提出"党内合作"的妥协投降方针的，他一直主张"党外合作"，保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地位。令人奇怪的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共无论在理论上、路线上还是在组织上，都受到莫斯科的严密控制。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共产革命，其发展与走向由三个互相间关联的要素组成：一群饱含理想的出身上流社会的热血精英、手握指挥棒，以忽右忽左的理论直接或间接遥控指挥的共产国际、以及一个破败落后，民不聊生，严重失衡的社会。这里面精英起了关健的作用。中国数千年来的改朝换代，也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成就的，农民即使揭竿而起也少有成功者。从最初的陈胜、吴广直到晚清的李自成，农民起义没有一个坐上皇帝的龙椅。倒是象刘邦这样的“法术之士”早就存有“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家”也好，“精英”也好成就了霸业。
中国的底层人士，农民也好，工人也好为何不能主宰自已的命运呢？自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 ，构筑高度集权的帝国之后，平民百姓在社会的任何方面都失去了话语权与生存的支配权，经历代代相因的衍化，冷漠与麻木，已经成为中国劳苦大众的国民性。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冷漠。这里真正的原因，还是中国的老百姓早已被剥夺了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没有参与，万事变得与己不相干，当然就会冷漠。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制度的失败。但是，当老百姓自己可以决定自己往哪里走时，他们的责任感与创造力也绝不会比知识分子的精英差。比如文革后期，农民利用权力集团因内讧而无力他顾之时，在几个省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启动了农村改革的前奏。
行文至此，我想起故乡故人 严复的一句话∶“百年中国受祸于好人者多，受祸于坏人者少。” 这句话触目惊心，但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坏人为祸，一私欲耳，了不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一命呜呼。而好人犯错误，不巧手里又还有权，他是要发动社会改造的，那就要闯出滔天大祸。严老所指，显然是针对康、梁的戊戍变法，由于缺乏权衡各派力量的对比，操之过急的的政变式变法，归于惨败，断送了中国顺利步入生产集团主导的民主社会的机会，迎来了近一个世纪的动乱年代。 严复于1921年逝世，恰好在这一年，以北大为核心的一批精英，会聚上海，筹划社会改造的伟大事业，他的这句话预言并印证了廾世纪中国的历史。
就是共产党内头脑清醒的领导者，也对精英的所作所为忧心忡忡，赵紫阳临终前曾留下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不公正的改革产生了经济精英、政冶精英、知识精英组成的特权阶层，出现了权贵资产阶级而工农边缘化，腐败盛行，极左派就有可能重新举起“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旗帜，挑起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一部分未安置好的复退军人和退休干部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企图再搞经济内容为口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政冶必须跟上去，要与经济同步，推进政冶民主化，这有利于缓解经济中的社会矛盾，采用压制办法，只会使矛盾激化。”
从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考察，一些网友发现了如下的现象：国家不强盛是因为有三种积累给了少数人造成了国家没有主动信仰的凝聚力。
第一种：权力积累给少数精英而产生了特权阶级，多数人成了无权阶级。
第二种：财富积累给少数精英而产生了封建奴隶主，一个主子有很多奴才伺候，皇帝是最大的奴才主子，皇帝可以满门抄斩任何臣民，不管谁有多富，不管谁是多大的官，皇帝给你来个满门抄斩，所有权力和财富都属于皇帝的了皇帝是最大的奴隶主。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无产阶级。
第三种：文化思想知识积累给少数精英，大多数人是文盲，大多数人没有思想的自由。国民的普及教育，思想获得自由，全体国民的素质提高才是教育的根本。
以上三种积累如果不是积累给少数人而是积累给所有国民才能产生国家的主动信仰凝聚力，这是国家发展强大的根本。
我理解的精英，有几大特点：首先他是另类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常自视为或者被描绘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并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社会或者文化的整体利益而考虑。这种理想中的知识分子作为“特殊人类”，本质上就是韩非在《和氏》中所描写的“法术之士”。他们是与纯粹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纯粹的知识分子是言行一致，致力于学问的建树、理论的探索、技术的创造。而精英却不一样，他们言行不一，“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已自由主义”，他们都或多或少都有些帝王情结，一旦掌权，在地方则独霸一方，成为土皇帝，若是成为一国领袖，便彻底独裁，呼风唤雨，生活糜烂不堪。成为毛皇上、金二世一流的人物。其次，精英有相当的组织与活动能力，颇具人格魅力，因此在发动或运动群众时便特具号召力，很容易成为群众领袖，在党派与团体内部则鹤立鸡群，独具纵横拼阖的本领，很容易成为教主式的领导者。精英是善于权术的或说是充满智慧的，马英九以廉洁、朴实著称，但在政治家中仍然属于长袖善舞一类。当施明德如火如荼地开展倒扁运动，与陈水扁水火不容的马英九却极力阻挠施倒扁，因为他清楚，扁下台换人，那么他即将要面对的就不是像阿扁这样的烂仔。马保扁，实际上是保自已上台，这就是精英们经常耍弄的政治游戏。
精英除了都是“造神”的高手，都喜欢人们山呼万岁，最令人遗憾的还在于，精英都偏爱极端的理论，社会主义理论便是他们的挚爱，列宁看中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充分发挥，在他手中拿捏成了“红色恐怖”，斯大林又利用这种理论，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斩杀了政治局的所有成员，以及红军的几乎所有的高级将领，被清洗的苏共各级领导者近一百万人。今天看来，民主化确实不是高效的政治，但精英政治最后必将导至血腥，这是血泪写就的历史教训。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伟人可能会犯一些伟大的错误；以往的某些最伟大的领袖支持着对自由和理性的不断攻击。他们的影响极少受到挑战，对那些文明赖其保卫的人持续地加以误导，并使他们产生分化。
精英还有一手绝活，他们都是玩“独尊”的高手，汉武帝搞了个“独尊儒术”，现代的精英依样画葫芦，搞了“独尊马术”，除了马列主义一家，天下的舆论几乎全不知晓，连中的高层领导，像胡耀邦到了英国，撤切尔带他到了亚当.斯密的老家,才知晓世上还有与马克思不同观点的人，回国后试着搞市场经济，发现效果还不错，于是发明了“初级社会主义”的玩意。这都是中国人有点小聪明的好处，没有在“独尊马术”的泥浆里淹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