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所有的教科书似乎无一例外地这样解释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如上所述利用“阶级斗争”这个锐利武器为某些人或集团夺取政权提供了种种便利。在中国的青少年，在他们的学习生涯中几乎无一不被告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世纪初叶，社会主义国家蓬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却发现了它的种种谬误 。《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它实际上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所反对‘极权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的总结”。正是由于本书集中体现了哈耶克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谬误”。哈耶克以这本书的副标题——‘社会主义的谬误’挑明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就应当被理解为是对‘理性社会主义’及其思想根源——‘建构理性’的批判”。
另一个奥地利的哲学家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作了精细的分析和强烈的批判。什么是历史决定论呢？按照波普尔的定义，“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涉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对历史作出预言作为它的基本目标，认为通过发现历史中潜在的节奏、模式、规律或趋向，便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便能预言历史事件的进程。凡具有这种观点的各种社会哲学，统称为历史决定论”。波普尔反对历史决定论，基于一个简单而根本的逻辑推理，即社会的发展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有些重要的因素，比如意识形态，科技发展，社会风尚等，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历史是不可能预测的。
波普尔不仅从逻辑上证明人类不可能预测历史规律，他还更根本地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看来，所谓历史规律，只是人们按照某种论点，在历史史实中抽取事实来加以证实的结果。人们不难把人类的历史写成一部阶级斗争史，也不难写成一部种族斗争史，所有这些史书，都有一定的意义，给人们某种启示，但这些都是人为赋予的，而历史本身，只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发生，而并非一部已被策划，幕数明确，结局注定的戏剧。预测长远未来的方法是不可靠的，理由也是既简单，又根本的，即未来并不完全蕴含在过去和现在之中。既然社会学不应以预言长远的未来为已任，那么，社会学的使命是什么呢？
波普尔认为是对“渐进社会工程”的研究，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决定论所倡导的“乌托邦主义”相对立的。乌托邦主义主张总体的、完美的社会蓝图，而渐进社会工程进行局部的、不断尝试和不断改错修正的社会改革，它的目标是创建合理的制度和机构，如改进健康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立法反托拉斯、修改立法程序等等。“即使它们做错了，损失也不会很大，而且要再调整也不难。相反，整体性的改革看来目标宏伟，坚定不移，实际上却常常导致粗陋，混乱和倒退”。由此出发，波普尔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良。他认为和平改良的社会阻力小，可能导致的损失也小，符合理性，而暴力革命的社会阻力大，可能导致的损失也大，容易丧失理性。
现在国内有人提出了解读历史的全新观点，人民大学的
吴思先生又说：“ 这个角度就是划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考察这两个集团之间的关系。
讨论这两个集团的关系，在阶级论里找不到根据，因为暴力集团不搞生产，不能看作一个阶级。按照列宁的定义，阶级应该是在生产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进一步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大支持这种讨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里，暴力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为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统而言之也可以说为生产集团服务。如此被动，如此老实，如此弱小的功能，如此狭小的地盘，在我看来，配不上暴力集团的壮硕身躯。
因此就要把理论基础换一换。人是一种动物，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生物学，进化论，比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根基更深，可以作为借鉴。
我把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看作两个物种。生产集团，例如农民、工人、组织生产的大小老板，比较像植物，属于自养物种。暴力集团，例如土匪、军阀、打天下坐江山的皇帝贵族，比较像动物，属于他养物种。也可以把生产集团比作食草动物，把暴力集团比作食肉动物。暴力集团的成员也持这种观点，所谓代天子牧民，就把生产集团比作牛羊，把自己比作牧人。一个搞生产，自养；一个吃别人，他养。两个物种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类似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关系。食草动物兴旺了，食肉动物也会兴旺起来。食肉动物吃过头了，食草动物生长繁殖供不上了，双方都要衰落。如此循环往复。描述这种关系的，生态学方面有一个洛特卡（Lotka-Volterra）捕食者-猎物模型，两条波浪线此起彼伏，很像中国历代王朝兴衰之中官和民的命运。
理论基础更换之后，从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角度看历史，就能看到一些新鲜东西。从不同的角度能看到不同的历史。”
吴思先生又说：“从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关系的角度看，有三种大国崛起。
第一种大国崛起，我们特别熟悉，比如说强汉、盛唐，中国历代最兴盛的王朝，一个军阀或山大王率领自己的团伙把天下打下来了，然后坐江山，雇佣一批读书人作代理人。有时候是一个擅长征战的部族，比如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统帅的蒙古各部，比如满清的八旗，大体是部族打天下，部族坐江山，当然也要雇佣一些汉族官吏当代理人。这样的崛起，一个王朝的崛起，其实是一个暴力集团的崛起。这个暴力集团崛起之后，维持社会秩序，生产集团得以安心生产，社会繁荣，于是就有暴力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再往后，皇家贵族安享富贵，时间越长，王朝的主人越堕落，代理人追求私利的趋势难以遏制，生产集团遭受的压榨也越来越重。王朝逐渐衰败，最后垮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第二种大国崛起，生产集团的崛起，或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
这个故事发生在欧洲。一些暴力集团统治的国家彼此抗衡，最后达成一种均衡，就好象中国的战国一样。这些暴力集团，有的以封建贵族的面貌出现，有的以国王和他雇佣的官僚代理人的面貌出现，以官家集团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复杂的暴力均衡体系中，有些地方出现了缝隙，一些商人、市民或其他生产者，他们赎买了一块地盘，或者打下来一块地盘，比如说某个城镇，某个区域。他们结成公社，建立城邦，控制了暴力，生产集团把暴力集团变成了自己的保安，变成了自己的雇佣军，或者干脆聘请贵族当自己的公仆。
在这样的体制下，生产集团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清除了许多发展生产和自由贸易的障碍，创造了繁荣昌盛的新社会，然后，凭借这种优势向全球扩张。
这种生产集团主导的大国崛起，即资产阶级主导的崛起，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崛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在百年历史中创造的财富，比人类历史上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当然要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当然以更高的生产率为基础。
第三种大国崛起，暴力集团主导的赶超式崛起。
资产阶级主导的大国崛起之后，那些暴力集团主导的国家，无论是封建贵族主导的，还是官家主导的，相对落后了，感到了强大压力。他们要模仿，要赶超，要提高生产率，要富国强兵。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这些国家的崛起，就是一个暴力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然后奉行赶超战略，从社会上选拔一些精英，制订五年计划，动用行政力量甚至直接动用暴力推动工业化。这是暴力集团主导的，模仿资本主义的大国崛起。
这种崛起也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特点。模仿阶段效率高，动员广，手段多，几个五年计划就上去了。暴力集团也随之狂妄起来，或者胡闹走偏，用新获得力量欺压邻居，或者腐化堕落，像历代王朝的官家一样走向衰败。”
中国的崛起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几经挫折，终于像德国、俄国和日本一样，感到了变革的压力。暴力集团坚持的老政策不得不改。于是变法改良，模仿先进，搞洋务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发动了官家精英主导的赶超和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满清统治集团的腐败积重难返，没走多远自己就垮了。
国民党集团打了天下，坐了江山，接着搞工业化，统制经济，模仿赶超，内忧外患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奈何“既生瑜、何生亮”，一个更有效率的暴力集团与它并存，并且利用复杂的暴力均衡格局发展壮大。这就是共产党。同时，国民党作为垄断权力的官家集团，也难免走上腐化堕落的老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共产党打了天下坐了江山之后，模仿苏联的赶超战略，动用国家的行政和强制力量，抽取农业积累搞工业化。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了相当完整的工业基础，像苏联一样大体完成了硬件模仿。
这一段仍是官家集团主导的崛起。这种崛起的速度虽快，但代价也很惨重，大量死人，大量浪费，大手大脚而且笨手笨脚地硬干。更无奈的是不能持久。我们熟悉的国企病，或者叫官企病、官场病，越来越严重，渐成积重难返之势。历代官办企业，和历代官府一样，开头往往生机勃勃，效率高，很赚钱，后来逐渐懈怠，内部代理链越来越长，监督不足，空子越钻越大，又没有外部竞争，官企和官府一样日益腐化衰败。官家体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苏联的，都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官企病和官场病其实是体制病，都是官家集团的权力不受制约导致的病。这种病的根子扎在人性和所有物种的天性深处：追求更少付出、更多获得的趋势，在遇到外部抗衡阻遏之前，在得不偿失之前，不会自动停止。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这种崛起是生产集团主导的崛起。官家集团让出了很多空间，所谓放开搞活，松绑解禁，允许农民、工人、个体户之类的生产者进入一些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出现了资本家。在这些领域里，经济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这一阶段崛起的主导者应该是生产集团，农民、工人和资本家主导了这个阶段的崛起，官家集团的贡献是不断让步，不再禁止，同时维持社会治安。
我们现在处于中间状态。既不是纯粹的官家集团主导，也不是彻底的生产集团主导。在经济方面，中国接受了世界各国生产集团制订的经济活动规则，加入了西方各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共同创建的WTO体系。但在政治方面，中国仍是一个官家集团说了算的社会，民主宪政体制尚未建成，官家集团腐败的历史趋势正在重演。
所谓宪政民主，就是生产集团控制暴力集团，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保安和守夜人。更宽泛地说，就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民众控制官家集团，把官吏变成公仆。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这样的社会。在当代中国社会里，官家主义的问题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时并存。官家限制盘剥生产集团的问题普遍存在。资本和官家联手，限制工会农会，过度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于是，我们既为资本主义所苦，也为资本主义不发达所苦。官家主义晚期的问题，连同资本主义早期的问题，一起困扰着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