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古道今，费了一番口舌，只是为了捅破一张薄纸，就是近代的中国统治集团很巧妙地引用了西方世界的“阶级斗争”的概念，遮盖了“政权斗争”的实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广为宣传与炒作的四川地主刘文采，他之所以能称王称霸，欺压农民佃户，主要是勾结了当时的国民党政权，用现在通俗的话说，就是他后台过硬，有强大的势力背景。正像今天称王称霸的乡、镇长、官商勾结的黑煤窑的矿主一样，他们欺压贫苦农民，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为依托，也是不能实现的。自古至今，中国的社会矛盾主要就是官、民矛盾，“阶级斗争”仅仅是转移人们视线的烟幕弹。毛泽东的口头禅∶“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其潜台词就是“政权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
林彪由于政治上没有毛那样成熟老到，所以话说得比较直白。他说∶要牢记夺权的痛苦、保权的艰难、掌权的幸福与丢权的危险。争权，为了权力而浴血奋战，几乎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至少说是始自春秋战国至当代，绵延不断。在为权力杀成一团的时候，遭殃的首先是老百姓，统治者之间自相残杀，也不是一件舒心的事情。明朝初年，建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展开一场“削藩”运动，结果最终却“削”到自己身上。燕王为了保全自己，不被“削掉”，为了麻痹皇上，不惜在北京街头装疯卖傻。滚在泥巴地里，甚至用粪便涂抹全身，这是“夺权的痛告”的极为真实的写照。经历了一段卧薪尝胆，燕王朱棣终于雄起，包围了南京城，此时的建文帝只好烧了宫殿，削发为僧，潜出京城，不知所终，造成了一个千古奇案。当然，在尧、舜时代，曾有过“禅让”制度。那也实在是当时当一个族群的首领，没啥甜头，根本感觉不到“有权的幸福”。所以也没有人为权力争得头破血流。
为了权力，为了在党内的“座次”，国共两党不时有“跳槽”的现象出现。陈公博、周佛海都是原中共一大会议时12个代表的成员。陈公博后来成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分子，再后来，成了排名仅次汪精卫的大“汉奸”。陈公博是20世纪中国无休止的“党争”与“内斗”所造就的一个政治生灵。这其中也有他个人的性格因素。廖仲凯就批评他“富有能力，但太聪明。所谓陈公博太聪明就是对于个人的利害太清楚了。”日本投降后，他立刻发表告同胞书∶“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大家起来拥护蒋主席！”。尽管如此，蒋并没有饶恕他，陈公博被蒋捉拿归案后，被判处死刑。
在共产党阵营内，同样有类似的“内斗”发生，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保安，只剩下3万人马。当时在陕的张国焘兵强马壮，张国焘要坐第一把交椅不成，就带着人马西去。最后只好投入国民党阵营。过了三十多年，林彪想当
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允，于是林氏父子筹划了“571工程”想杀掉毛后，取而代之。后因事情败露而仓惶出逃。这两起“内讧”都是阵营内部的政权之争。
“权争”实在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一个“固疾”。几千年的封建史，可以说就是帝王与众臣以及群臣之间互相倾轧与“斗争”的历史。以明史为例，无论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蛰，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小字号”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俞大猷、卢镗、刘廷，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并非由于个人的原因所至，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更具体地探究其根源，可能就在于我们社会的还处于成型期时，充当权力集团中间的裁判员，西方世界称之为“律师”的人就被扼杀于襁褓之中。中国最早的律师应是邓析，他是春秋末期的郑国人，当时郑国颁布法令，照例要写在牌子上，挂于城门口，曰“悬书”，令行禁止，可谓大治，但偏偏出了个邓析出来指手画脚，横加评论，说某某条做法违背了群众的利益。而这样做的结果是邓析家门口挤满了要求普法与要求咨询的人。这样一来，官府就不高兴了，认为邓析破坏了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据《吕氏春秋》记载∶“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问题不解决不行了，于是郑国相国子产断然决定∶杀邓析而戮之，把他杀了而且陈尸示众。效果当然很好，再没人敢跟官府叫板，郑国从此大治。当时连孔子都对子产的成就赞不绝口，认为在乱糟糟的春秋时代实行王道的典范。邓析牺牲之后，再没有了为社会公正呐喊的铁嘴、招人烦的铁嘴。中国社会也就步入了代价与成本都居高不下的“秩序井然”的社会。但也从此埋下了“权争”、“党争”不断的领导层之间与利益集团之间长期血腥混战的苦果。
自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朗朗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起，如流水线上的产品接踵而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贴上“阶级斗争”的标签。肃反、三反、五反可能与“阶级斗争”还沾得上一点边，可是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将一大批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不少人还坐过国民党班房的爱国民主的左派人士统统打成“右派”，也是在“阶级斗争”的旗号下进行的。正如写实派作家胡平所说：“从1957年开始，阶级斗争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样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皇出逃，于是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一轮轮的迫害是继续革命，互相残杀也成了英雄主义……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传统生活的辞典，直至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直到邓小平搬倒胡耀邦，还是沿用了百试不爽的“阶级斗争”这张王牌，很客气地为胡耀邦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高帽。
如果将东、西方的政治气氛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东方的政治斗争，特别是中国大陆，“权争”、“党争”被表面“秩序井然”的社会现象所掩盖，它是以炽烈的岩浆在地壳底下“暗流涌动”的方式进行。最终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令人震惊与目不暇接的火山爆发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譬如“四人帮”的被粉碎；邓小平之“三起三落”等等，不一而足。中国领导人一旦登上权力颠峰，首先追求的是“万民拥戴”、“歌舞升平”的政治局面。他在台上演讲，喜欢听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而他们一旦到国外访问，在他们演说时，台下居然有人窃窃私语，甚至门外还有高呼抗议与反对的口号，总是不太习惯，每当此时，他们便草草结束讲演，甚至经由外交途径提出异议。而与此成为明显对照的是西方的政治领袖，很习惯在吵吵嚷囔的环境中“挥洒自如”，若有那个方向飞来“臭鸡蛋”、“西红柿”之类的“不明飞行物”他们也是一抹了事。不甚在意。在我记忆中美国某次总统竞选，双方对骂一个说对方的智商不如他家里的爱犬，此人上台后，第一件事便是与当初的竞选对手握手言和。显然，西方人擅长“明争”而不善于“暗斗”。而“暗斗”恰恰是中国政治家的长项。特别是拉着“阶级斗争”这张虎皮，行整倒对手之实的手段，运用起来，浑洒自如，无比娴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