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创始人蔡伦是东汉宫中的一个太监，到晚年不明不白自杀身亡。
布衣出身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仅籍贯不详，连生卒年月也不甚了了，直到1992年湖北英山的几个农民，在荒山野草丛中偶然发现一块麻石墓碑，才引来考古学者的注意。在《英山县志》七修版本，1998年出版，大抵由英山最具重量级的文化人历数年之功完成，记载了大宋建县以降千余年的历史。洋洋数百万字，记载的多是历朝历代在英山作了贡献、该树碑立传的“父母官”们的丰功伟绩。可是，宋时就为我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毕昇在什么地方记载着呢？学者细察所有条目都不见踪影，最后，只是在附录中，才发现几行考证那块麻条石上有两列清晰字样的墓碑的文字。我们尊敬的毕昇前辈呀，因为仅仅是一介布衣，以前是绝对不够格上堂堂县志的，这次也破例了。可这是用你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印了七次的大英山县县志啊！
要怎样解释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只能到中国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去寻找答案。长期的小农经济似乎并不仰赖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在国民的心目中，文化人，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他们是传统文明的扬蟠招魂者，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是附在皇权社会上的一群跳蚤。这就不难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推倒孔像，捣毁学宫，焚烧典籍，破坏文物。
而唯我独尊的皇帝，就像当今独生子家庭中的少爷，烦透了父母以及爷爷奶奶一辈的无尽唠叨，对于哪些文皱皱的臣相们的不断进谏，甚至以死谏相威胁，也是痛恨不已。旧时代的文人就像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这种情况显然与西方世界是大相径庭的，到西方访问的官员大约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与当地官员接触时，收到的名片，头衔并非“长”或“主任”之类，而大多是某学术组织的理事或会长，学术头衔在他们眼中是熠熠闪光的桂冠。圣西门有一则著名的《寓言》说：假如法国不幸地失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和上万名大财主，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幸；但倘若法国优秀的物理、化学和数学方面的学者、军事与民用工程师、诗人、作家各自损失50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而在中国能读懂这则《寓言》的，在领导层中仅有周恩来等为数不多的几人。1949.10，周恩来的国务院。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下属各部委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40%。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作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
可是就全国来说，干部队伍中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仅有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只占1%。然而知识分子却必须接受比自己文化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1965年，我大学毕业前参加的“社教”运动，到一个千把人的工厂学习、锻炼，当时这个厂的书记是个文盲，复退军人，每天上班，边抽烟，边听秘书为其读《参考消息》，然后就汲着茶水，作各种指示。大学未毕业，我便分配到部队农场当“学兵”，我们的顶头上司也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丘八”。从“学兵连”出来，分配到山区小学任教，领导学校的仍然是“贫下中农宣传队”。
显然，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圣西门的《寓言》的，在他眼里只有失去理想、革命精神以及无产阶级主动把握的阶级斗争，中国才会真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下，所谓的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与“指导”，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
自然，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软弱、瞻前顾后、文人相轻、缺乏信仰的坚定性等也造就了自身的尴尬处境。贬损知识分子的言论多由“权威”的知识分子嘴中吐出，章太炎就说过：“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自艺士（医师画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级知识分子）以上则多不道德者……要之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革命之道德》）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不乏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但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怀着十分对立的情绪，例如王明与张国焘等人就认为应当从革命队伍中彻底清除知识分子。而己经在革命队伍中站稳脚跟的知识分子，都自认为己经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们在台上演讲的开场白往往佯称自己是大老粗，没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准备云云，之后便信马由缰，滔滔不绝地讲它几个钟头。在他们的意识中知识的多寡与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这种潜意识被中国特有文化形态奉为金科玉律，也许取农民是民族精粹之义，这种文化形态被称之为民粹主义。在这种文化形态的笼罩下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坎坷与劫难，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了。所以在毛泽东他老人家嘴里道出让世人醍醐灌顶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就更不为奇了。实际上贬损知识分子的行为，在中共执政的岁月从未间断过，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原文中对知识分子就作过十分尖刻的奚落：“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做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这种人，应该老实跟他说，教条没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
直到文革这些观念又进入了“升级版”即∶“知识越多越反动。”
1953年以后，对于知识分子受到的对待，周最初的反应是隐藏在内心的忧虑不安，随后便公开表示自己的恼怒和愤慨。他召集了多次会议与座谈会，试图搜集有关知识分子在大学及其他机构遭到骚扰的材料。先后得到周培源、茅盾、郭沫若等人的帮助。
在过去的一两年里，周找毛告诉他有关错误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以及自己的忧虑。周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引自韩素音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88》）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中国政坛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但好景不长，1956年2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描述了自1927-1936年的党内大清洗，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委和侯补中委，有98人被逮捕。在军队，5位元帅被处决3位，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空军首脑被处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除一人外，都走上了黄泉路。而且，在开国元勋里，即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有9人死于斯大林之手。其余6人，有4人因在大清洗前去世而幸免遇难，剩下的只有列宁与斯大林二个光杆。这和中国历代皇朝更迭时所上演的“飞鸟尽，良弓藏；虎狼亡，走狗烹”之悲剧毫无二致之处。在赫氏报告中未曾提到的是与此同时，在理论学术领域，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清洗，无数科学家被打上唯心主义的印记而被踢入冷宫，甚至毙命。整个科技界只剩下米丘林、李森科等少数几个学阀。
令人深思的是，几乎所有挂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国家，几乎都是从农业社会脱胎而来，苏俄有着长期的农奴制社会，虽然列宁、普列汉诺夫等领导人在十月革命之后致力于剿灭民粹主义，但民粹主义之根深植于社会深层的土壤之下，一遇适宜的气候便发育成长。所以，前苏联的猫鼠之战比中国还要惨烈十倍。
由于赫鲁晓夫这只鼠的活动，东欧的波、匈等国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不久之后，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庞然大物便开始分崩离折，一些零部件也散落一地。共产主义的信念开始动摇，仅英国的34000名共产党员中，不及一年就有近1/5的人退党。
匈牙利事件，先是以纳吉为首的“斐多菲俱乐部”：一个温文儒雅、从来只使用思想不使用枪杆子的阶层，却在13天之内，比明火执仗的军队，更能有效地颠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个残酷的事实被印象深刻地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脑海里。匈牙利事件，先是鼠站了上风，随后，在苏联坦克轰隆隆的响声中，鼠又被猫撕得粉碎。
猫鼠朴杀不断地在中国上演，其惨烈的程度，有增无减，除上述所说∶缺少民主传统，丰厚的民粹主义土壤，还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中国的知识分子数量太少，以1957年的统计数字，全国包括高小、初中毕业在内的知识分子仅5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及百分之一。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先天不足，天性柔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自己先土崩瓦解了。
每次政治运动，风生水起之时，就是知识分子进入痛心疾首不停写检查，以求得到“主动解放”与主动卸下“包袱”的灾难的时候。写检查成了中国人生存的一个基本功，多数人从小学生时代起便操练这个功夫。在中国说起来还真难寻出几个终生不写检查的人，包括历史上不少皇帝也都写过“罪已书”。
有太多的史料可以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如纤纤细草般的软弱。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喜欢用十分夸张的口气写检查，“上纲上线” 不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誓不干休。费孝通的检讨书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的罪行已达到了最高峰，我巳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
我痛恨自己的过去，我必须转变自己的立场；我痛恨章罗联盟，我一定要和他们划清介限，一刀两断。
我清醒还不久，认识还不深，对于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还要详细交代，深入检讨┅┅”
这位享誉国际的著名学者，写起检查也脱不开八股味，显然，写检查不是施展才华的有效形式，但这项工作又是非常劳心伤神之作。周恩来，这位受人尊敬的中共党内的二号人物，他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在党内也受尽了折磨。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工作的他，深谙全国经济状况的窘迫与危险的局面，但他不敢声张，还告戒彭德怀∶“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误会成泄气不好。”彭眯细两眼，盯住周恩来，终于从厚重的唇齿间，迸出几个字∶“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他喘口气，意犹未尽，一字一板∶“老奸巨滑”。彭老总不清楚，在60年代前后的那段怪异的年代，这位国务院总理便开始踏上了他后来不无感慨地称之为“如履薄冰”的政治生涯。他的全部治国安邦之才，始终在一个不可违坳的最高皇权的限度之内，谨慎曲折地爬行。用尼克松的话说，周恩来是“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
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行为规范，也是出予无奈，1930年，中共中央即派人到井岗山主持工作。次年，周恩来上山，率朱、陈、张、彭一起，解除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毛被迫去挂名做“中央苏区主席”。 在山上三次整肃毛的人，为首的便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1935年遵义会议，周检讨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李德撤职，毛升为周的助手。1936年西安事变，重组中央军委毛成为军委主席。1943年后，周多次被召回延安做检讨，划清历史上与王明路线的界限。50年代以后，有人统计过，毛就反冒进问题在党中央会议上点名批周达13次之多。
工作在毛泽东周围的人，几乎都有过写“检查”的经历，有些人以很坦然的心情来写，当作一个例行公事，甚至以调侃的口吻来写；而周恩来长年累月写检查却很投入、很幸苦。50年代以后，周始终被斥之为“右倾”， 也尝试递过辞呈，一直处于自责与检讨的境况之中，据周的秘书回忆，写检查时“他心情十分沉重，有时一坐几个小时，两眼盯着天空。他也工作，但没有工作的时候，就这么在办公室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周的秘书范若愚还提及∶“平时周总理反应敏捷，准确无误，起草指示都是自己动手，写好后差不多都不用改，可现在连一句话都凑不起来！他讲一句，我写下来。他沉默了一大会儿，接着再讲一句┅┅蓦然，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石雕┅┅
周恩来的这些检讨始终没有面世，一直锁在毛的保险柜里，跟许多中共高干的检讨书放在一起，在同一保险柜里还保存着毛的私人存折一亿三千万元，据说是出版《毛选》五卷的稿费。在三十年前，这笔钱相当于当前的三十亿元左右，无疑毛的个人财富是排于国人豪富的头十名之内。遗憾的是，这笔钱，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及时用掉，除修几个游泳池，花销一些银两，在全国各地的行宫也无须他掏腰包，也难怪他有钱花不完。与其成为强烈反差的是，周恩来去世后，夫妇两人总共才有5100元的积蓄，周没有后代，并吩咐将他的骨灰撒进大海，周的风范感动了整个世界，1976年与中国建交的只有103个，但却有130个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联合国破例为其下半旗志哀。
周恩来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宰相，他深知与皇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只能“顺之者昌”， 保存自己就是最大的胜利，周屡屡在毛的尖酸指责中，表现出骜人的韧性与毅力。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终于将“四化”写入了纲领，并争取让邓小平进入领导层，这就是他一生委曲求全取得的巨大成功。
毛去世后，他的这些存放钱钞与检讨书保险柜的钥匙，掌握在毛的最后一任妾，张玉凤的手上。最后，党中央很英明地以部长级待遇，换取了张玉凤手中的保险柜的钥匙。毛的这笔巨款也收入国库。随着高干检查与巨款的封存，中共高层争斗的历史与是非也一起被封存。中共至今没有一卷公开的《党史》，大概是太多的是是非非，还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
再说党外的知识分子，不论是“左派” 还是“右派”， 在与民粹主义的较量中也全军覆没。吴晗反右运动时是左派，到文革前，因写了“海瑞罢官” 一文，首先遭到万炮齐轰，以后，便跳水自尽。林希翎在批俞平伯时也是个左派，他崇拜李希凡与兰翎，连笔名都沾粘上了这两个“大家”的字号，到了57年自己却成了“极右”。 民盟在反右中也几乎全军覆没，在反戈一击中仅存的几个干将，在1958年精心勾织《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和“开展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竞赛的倡议书”，为保此一使命实行，胡愈之、吴晗如愿以偿当上了副主席。杀回马枪的史良及高崇民、马叙伦保住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职位，史要加入中共，被毛嗤之以鼻搁置一旁。
在猫鼠游戏中，鼠的悲剧性遭遇，除了自身的软弱与不坚定外，还在于这场游戏中的诡诈∶猫对于老鼠，并不一定要一下子将其置于死地，可以与其周旋，与其戏耍，将其叼到嘴边时，仍可用温柔的鼻须去抚摸，让其以为这死到临头的灾难，只是一次愉悦的接吻┅┅所以，一批又一批的鼠落入了陷阱。
建国以来，数十年的漫长岁月，知识分子像一框框死鱼置于案板，任人宰割，因为中国巳实现了“一个主义、冖个领袖、一个政党”。 蒋介石办不引到的事，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却都一一办到了。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补选中央研究院长时，“总裁”蒋介石突然来了一个条子，明确要大家“举顾孟余出来” ，以表示自己对“政敌”的宽宏大量。但在中研院选举中蒋所推荐的顾孟余仅得一票，占全票的1/50。由此看来，在40年代，知识分子并不都是顺民，十佘年后，毛主席若相中谁，选票一定会像喷泉一样嘟嘟地往上冒。这说明经历“改造”，知识分子的骨胳的含钙量骤减，究其原因，是社会给知识分子“骨气”的成长土壤已不复存在。 在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国统区的知识分子都很“左”。储安平虽然是一个地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很“左”，对国民党批评非常激烈尖锐。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非常明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根本区别。著名的关于自由多少与有无之论，就是他提出来的。原话是：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此语出自《中国的政局》（《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不幸的是，储安平的预言却成为现实。
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再加之数千年来形成的“官本位” 与“人身依附”的体制。都使整治臭老九的运动易如反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以人民战争的形式，运用了分割、包围、离间、招安等等策略进行全面的围剿，所以他们全军覆没、遭灭顶之灾，便在劫难跳了。
除此之外，臭老九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面临的是“四面楚歌” 式的舆论攻势，被整的人断绝了与世界的联系，能接触到的只有毛泽东思想与批判文章。当一个人每天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错了！你有罪！”的时候，心理防线是很容易被攻破的。这使人想起《战国策&S226;&S226;秦策二》中曾参杀人的故事∶“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肾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当然也有诸如林希玲这样的坚守“右派” 立场的死硬分子，但毕竟数量极小，属于珍稀的“超人”。
1957年的反右浪潮也不是毛泽东一人有能耐翻腾起来的，毛原来只想教训一下那些不老实的“大知识分子”，由于党内自上而下都有压制知识分子的内在要求，结果，这场运动被推波助澜，搞成一个空前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