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以引进民主的口号，乃至民主的形式，如村镇一级的“海选”，部分城市居委会的直选，但引进民主的真谛颇为艰难。这是受几千年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制度所决定的一个民族的局限性使然。
在毛泽东的民主修养里，民主，不是社会进步的目标，而只是社会变革的手段，1957年，让知识分子伸出头来“大呜大放”；1966年，让一代青少年冲上政治舞台，充当“天兵天将”的文化大革命┅┅。都是运筹自如的手段。50年代的中国民主党派，显然也没有看透这种手段下面所蕴藏的实际内容。因为仅仅在十余年前，他们还与共产党人嘘寒问暖、相濡以沫。他们也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构架中，深信民主的真实∶在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有郭沫若与黄炎培，在政务院下属的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49个，其中正职有15位，他们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监察委主任谭平山，轻工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长梁希，水利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长李德全，侨委主任何香凝，出版署署长胡愈之。
50年代的知识分子于是产生了错觉∶他们期待共产党能像成熟的庄稼倾听金风、秋寒的江山倾听雁呜一样，潜心地倾听他们的声音┅┅。可是，他们的期待落空了。1957.8.29《人民日报》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 称∶
“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只有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这一个改造之所以是根本的改造，因为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到社会主义政党的本质改造。”
无论是1957，还是1966，乃至1989年，都证明了一个相同的命题∶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倘若突然讲起民主来，这多半只意味着接踵而至的，将是一场对民主的灾难。意味着有许多人的心灵与肉体都要淌血。
在中国封建的农民宗法社会里，仇视知识分子的传统根基异常深厚：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炀帝以拒谏嗜杀遗臭万年。唐代虽以开明见称，但也有白居易、刘禹锡、韩愈等人因诗文“语涉讽刺”引起龙颜不悦而先后遭贬。明末袁宗焕，虽以儒生之身执掌军权，戎马倥偬，戌边卫国十余年，最后还是在朝廷一片“卖国贼”、“死有余辜”的喊声里，被崇祯皇帝处死。明清之际大兴文字狱，从康熙二年（1663）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125年间，著名文字狱就达107个，矛头也始终对准知识分子……。
历代的大知识分子，“学术权威”也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三国时，曹操得知华陀不愿做他的侍医，假借母亲有病离开他，大为恼怒，便将华陀抓回来杀害了。华陀临死前，把他整理的几部医书拿出来，交给看守他的狱卒，说这些都是救人性命的宝贵药方和经验，要他设法传出去。但这个狱卒胆小怕事，不敢接受，华只好含泪将医书烧了。华陀被杀害之后，他的一个徐州籍徒弟樊阿将他的头颅偷偷运回徐州安葬。
过了一千多年，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王贤才原是山东医大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翻译《希氏内科学》，它是希塞尔组织了100多位学识卓越的内科专家，编篡了世界上第一部内科学教学书，于1927年出版。是当时除中、苏外，内科教学的“标准参考书” 。反右斗争后不久，王贤才在呼和浩特市塞外一个朔风呼啸，疏星点点的夜晚，他将译完不久的第9版《希氏内科学》，40万字的稿子，沉甸甸，重似几块砖头的译著置于北方冰冷的土地上。他擦着了火柴，火焰一下吞没了一叠稿纸，火焰里，他每天仅睡四五小时、一字字吐出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为焦土┅┅。类似的事还很多，比如屡斗不败的硬汉马寅初，文革开始便将自已一百万字的《农书》付之一炬。二千多年前，是帝王焚书，烧的仅是流传的书籍的一部分，而二千多年后，却是作者含泪烧毁了自已心血之作，而且大多数是科技书。
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创始人蔡伦是东汉宫中的一个太监，到晚年不明不白自杀身亡。
布衣出身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毕升，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仅籍贯不详，连生卒年月也不甚了了，直到1992年湖北英山的几个农民，在荒山野草丛中偶然发现一块麻石墓碑，才引来考古学者的注意。在《英山县志》七修版本，1998年出版，大抵由英山最具重量级的文化人历数年之功完成，记载了大宋建县以降千余年的历史。洋洋数百万字，记载的多是历朝历代在英山作了贡献、该树碑立传的“父母官”们的丰功伟绩。可是，宋时就为我国作出重大贡献的毕昇在什么地方记载着呢？学者细察所有条目都不见踪影，最后，只是在附录中，才发现几行考证那块麻条石上有两列清晰字样的墓碑的文字。我们尊敬的毕昇前辈呀，因为仅仅是一介布衣，以前是绝对不够格上堂堂县志的，这次也破例了。可这是用你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印了七次的大英山县县志啊！
要怎样解释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呢？只能到中国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去寻找答案。长期的小农经济似乎并不仰赖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在国民的心目中，文化人，从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学，他们是传统文明的扬蟠招魂者，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是附在皇权社会上的一群跳蚤。这就不难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所到之处，无不推倒孔像，捣毁学宫，焚烧典籍，破坏文物。
而唯我独尊的皇帝，就像当今独生子家庭中的少爷，烦透了父母以及爷爷奶奶一辈的无尽唠叨，对于哪些文皱皱的臣相们的不断进谏，甚至以死谏相威胁，也是痛恨不已。旧时代的文人就像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
这种情况显然与西方世界是大相径庭的，到西方访问的官员大约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他们与当地官员接触时，收到的名片，头衔并非“长”或“主任”之类，而大多是某学术组织的理事或会长，学术头衔在他们眼中是熠熠闪光的桂冠。圣西门有一则著名的《寓言》说：假如法国不幸地失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参事、议员、主教、元帅、省长和上万名大财主，并不会因此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不幸；但倘若法国优秀的物理、化学和数学方面的学者、军事与民用工程师、诗人、作家各自损失50名，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而在中国能读懂这则《寓言》的，在领导层中仅有周恩来等为数不多的几人。1949.10，周恩来的国务院。50%的部长和副部长是党外人士，下属各部委官员中党外人士占到40%。周总理曾说过：“所有能为重建祖国作贡献的人都应该参加……不论他们政治信仰如何，我们都欢迎。”
可是就全国来说，干部队伍中70%的党员来自农村，属于半文盲。仅有11%的党员受过教育，而其中的高级知识分子只占1%。然而知识分子却必须接受比自己文化低得多的党员干部的“监督”和“指导”。1965年，我大学毕业前参加的“社教”运动，到一个千把人的工厂学习、锻炼，当时这个厂的书记是个文盲，复退军人，每天上班，边抽烟，边听秘书为其读《参考消息》，然后就汲着茶水，作各种指示。大学未毕业，我便分配到部队农场当“学兵”，我们的顶头上司也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丘八”。从“学兵连”出来，分配到山区小学任教，领导学校的仍然是“贫下中农宣传队”。
显然，毛泽东是不会同意圣西门的《寓言》的，在他眼里只有失去理想、革命精神以及无产阶级主动把握的阶级斗争，中国才会真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下，所谓的对知识分子的“监督”与“指导”，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和贬低在不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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