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叙事方便，我姑且将猫代表非文化人群体，将鼠指称文化人群体。因为在中国历史中这两个族群的人有太多的纠葛。横看世界，似乎没有第二个国家，非文化的工农群体与知识阶层之间存在着这种十分复杂而又微妙的既相互斗争又相互自贬与攀附的依存关系。从而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猫抓老鼠，或鼠要弄猫的大戏。
就近代来说，1930—1931年，在江西苏区发生了整肃“AB 团”的冤案，剿灭了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700余人，地方干部遭错杀的便有1890人。以后，“AB 团”便成为了红军内的“鼠”，半世纪后，康克清对党史研究人员说：“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钢笔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镜，那就更糟……”（《文献和研究》1984.1）在闽西苏区，因整肃“社会民主党”运动，被枉杀的干部，高达6352人。即便是进入1940年代，延安整风后期，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也依然继续着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和迫害——凡外来知识分子都得经过审查，历史稍为复杂社会关系不甚清晰的，都被列为怀疑对象，集中送反省机关审查。在“抢救失足者运动”里，延安所属各县共搅出了2436个“特务”。其中包括王实味，他满腹经纶又桀骜不驯，至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他被处决于山西兴县的山沟里。被整的一些人在身心皆不可忍受的境遇里含冤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
1957年春，毛泽东发动的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响应渺渺，几乎全都“金人缄口”，怕的是“零存整取”，秋后算账。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清晰地留着1953.9.9中央政务公议上，梁漱溟与毛主席的第一次，也是知识分子与党的一把手之间最后一次当面的交锋。梁在会上反映：工、农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毛则回敬他：“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梁在会上要求毛给他伸辩的雅量，毛泽东的回答也很干脆：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此后，到他寿终正寝的1976.9.9整整23年，“以笔杀人”就是毛泽东打量知识分子的目光，同时这浓浓的火药味没有一天消散过。此后紧接着的批判武训与批判胡风的运动都是提醒知识分子安分守己过日子。也是在1957年，翻译家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呤片刻，回道∶“从我估计，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鲁迅，这个在政权斗争中曾经被认为是向敌人营垒投掷匕首与炸弹的“战士”。随着“权力”阵营的“斗转星移”，他的身份也随着起了急剧的、“虚拟式的变化”。
全国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涉及2100余人，逮捕92人，停职反省73人，胡风被判有期徒刑14年。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为了“杀鸡敬猴”。所以经过风雨的人如四川大学一位教授在书房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但是，全国的知识分子经不起一再的动员，还是先后加入了鸣放的行列。我所在的福建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留美回国的光学博士吴芝兰的“鸣放”可说是隔靴搔痒，她说：
“从1953年到现在，省委—直没有考虑配备懂得教学科学研究的业务党员院长，致使院内各项业务工作停滞不前。学校清一色党员领导，院长既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学习，搞了半年还是外行，说明办学决心不大。在团结知识分子、依靠老教师上做得极差，不过是发发戏票，办个食堂而己。几年来二百多个讲师中只吸收一人入党……”
就凭这样的言论，她有幸也加入了右派的队伍。与人大的学生右派林希翎比较，吴芝兰的言论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下面所录就是她在北大的一次演讲：
为了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对外来说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不仅在中国根本未曾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二十大暴露出的问题表明，就连苏联也末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要说这是社会主义，我给它起个名字：封建主义的社会主义。从人民群众能真正享有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来看，当代社会主义的故乡既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苏联，而是在南斯拉夫……。
她还说：“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这是最笨的办法。……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她最后以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我们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
当文革结束，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得到“改正”时，林希翎的平反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她无意中又卷入了中共的上层政治斗争。一贯关心林希翎的胡耀邦先后作了三次批示，明确表示：“改正有利”，并在林希翎的来信上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向你致意，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勇敢地创造新生活”。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人情味却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规则，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一点上，胡耀邦与林希翎一样天真。正如一位人大副校长对林希翎所说：“他的批示对你有害”，“你要不找胡耀邦，问题倒可以解决，你找了他就麻烦了”。当时，党的高层中所谓“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状态，胡耀邦是一个焦点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希翎的案子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蜚短流长，不迳而走。胡耀邦终于不能再过问林希翎的案件，再加上邓小平仍然坚持反右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就必然要留下“样板”：于是，中国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再一次选中了林希翎，让她充当右派典型。这些都是后话，而在当年毛泽东似乎特别注意，并作了这样的估计与分析：“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学生不过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言人，“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既然客观存在，但又“隐藏”着，并且迟早要引爆，不如现在就将其引诱出来，“让他们唱对台戏”，“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毛泽东当时把这称作“让它暴露，后发制人”的策略，其实就是后来著名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到形势已经明朗，要正式发动反右运动时，毛泽东就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说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浓包），利益极大”。这一“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起意于八届二中全会而决策于省市委书记会议”。也就是说，到１９５７年１月，罗网已经撒下，只是如何“引蛇”，“蛇”又如何“出洞”的问题了。
林希翎是全国少有的未脱帽的右派，为此事她写了万言书致邓小平。其中提到：
“……一九五七年我当‘右派’是不自觉的，也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的。可是经过这二十多年残酷的现实教育和改造，倒是有些弄假成真了。我终于发现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僚、奸臣、民贼原来都是戴着‘最最革命’的左派和极左派的桂冠，那么我要救国救民就应该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当我的‘右派’好了。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亲自批示了我和北大的谭天荣二人的处分决定中有这样一条：‘开除学籍，留校劳动，当反面教员’。既然是‘反面教员’，那就得请那些左派、极左派官僚来给我当‘正面学生’，洗耳恭听一下我的讲课；既然是‘极右分子’、‘大右派’、‘右派代表人物’，那我当然要代表右派和替右派说话了。否则，不是徒背虚名吗？……我有一个建议，请在政协或人大的代表中，也给我一个席位，就让我当个专职的右派代表罢！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在全党全国培养起来的‘左派’、‘极左派’及其代表人物已经多如牛毛了，而且大多还享受着高官厚禄，那么留个把‘右派’当代表，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我们现在对国际上的右派政党和右派人物不是都很欢迎，很感兴趣，常打交道吗？那么自己国内的‘右派’为什么不能得到起码的尊重呢？既然不给我改正和平反，那我‘右派’、‘极右分子’、‘大右派’、‘反面教员’的角色就只好扮演下去……”
这是中国猫鼠斗争中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实际上1957被打成右派的一大批人，在上世纪初，国、共两党大拚杀中是彻头彻尾的“左派”。在
我不敢说，如果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都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并苦口婆心地游说蒋介石发动“改革”；储安平、王造时，大汗淋漓地操纵起国民党的宣传机器；浦熙修在《中央日报》的版面上冲锋陷阵；葛佩琦是军统的高级反谍报人员，打入了共产党内部，又被共产党派遣回来；还有吴祖光，无须全部的才华，只需舀出一两勺来润润笔毫，便能用脚握笔，写出一出出讴歌委员长“丰功伟绩”的大戏来……
我敢说的只是，倘若蒋介石不是身后始终有一个风雷激荡、笔走龙蛇的战场，新中国在母腹里分娩，一定会更加漫长、更加曲折、因而也更加惨痛。
毛泽东也不会在55岁、尚未白头的年纪，便在一辆美制“舍尔曼”牌坦克的前导下，衣冠楚楚、心潮起伏地站在小车上，在人民的欢呼声里，隆隆地沿着皇宫前的大道，驰进二十多年来地待在山沟里一直感到陌生的另一个世界……
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一口气派发了七十万顶“右派”的帽子，现在遍布城乡的毛主席塑像基本采用了右手挥手，左手捏帽于身后的造型，没有多少文化历史常识的老百姓都会解释这种形象的含义：右手招呼人过来，然后左手为其扣上帽子。帽子是人类的伟大发明，给人戴帽子则是更为伟大的发明。但无容置疑，那漫天飞舞的帽子，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固若金汤，同时造就了一代只知干活，得了“集体失语症”与“改造综合症”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核物理的开山鼻祖，李政道的恩师束星北，先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后又扣上“右派”的帽子，长期在农场劳动改造，在李政道的过问下他被释放出牛栏，战战兢兢过日子，每每半夜醒来，仍伏案疾书痛心疾首的“检讨书”，在中国，观察6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只要察言观色，举止言谈以及脸色与体态，十之八九便可判定他是否有过不平凡的“右派生涯”。
还是在《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从1957年开始，中国便日益成为一个面容枯槁的吸毒者，对“阶级斗争”的海洛因沉迷不己。好似瘦瘪的乳房需要胸罩托住；偷工减料、裂纹条条的阳台需要支柱支撑；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运动”造成了她的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中国，又必需靠一个个“运动”的支柱才能维持存在。
……
运动，是一场将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给湖水般蒸腾掉、只在人们的脸上剩下无耻、虚伪、残忍、狡黠、苟且、自负、麻木、自卑等白花花盐碱地的酷烈的夏季季风；运动，是一次自杀不叫自杀而叫“交代”、他杀也不叫他杀而叫“揭发”，而且没有任何一家法院会睁开眼睛加以理睬，多半要等到遥远的日后，历史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才有可能审理的空前规模的集体犯罪。
显然，毛泽东所导演的1957反右派斗争，使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猫鼠游戏都逊色不少，相形见绌，毛的前半生领导了叫山河变色的伟大革命，地主、富农、资本家均己收入他的口袋，但他对于知识分子植根在脑袋里的私有“生产资料”——知识，却始终未寻到打击的良策。最后，只能习惯性地采用发动人民战争“聚而歼之”的办法。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的新思维总好似魔鬼附体一样，泛动起来的却是这块土地上最愚昧、最黑暗的东西，他本人也被这些东西塑造为阻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保守者。
严复说：百年中国受祸于好人者多，受祸于坏人者少。这句话触目惊心，但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坏人为祸，一私欲耳，了不起袁世凯八十三天皇帝梦，一命呜呼。而好人犯错误，不巧手里又还有权，他是要发动社会改造的，那就要闯出滔天大祸。我们在反思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文化浩劫、一只硕大无比、法力无边的有着鼠的灵魂的巨猫，将无数小鼠扫荡干净的战斗中，其内在的深层次的动因时，不能以明朝魏、东拚杀的“尚方宝剑”一言而敝之。
廿世纪初“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性理论”飞向东方，到了俄国人那里，经济条件落后多了，思想却一变而为“能动性理论”：先革命，再创造出能够发生这场革命的历史条件。最厉害的是这句话；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能依靠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于是就有了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那句著名台词：先把政权夺过来，交到没有准备的工农兵苏维埃手里，然后再问它怎么办！
从俄国到中国，地理上更为东方，经济上更为古代，但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可以比蒸汽机跑得更快。这一次连俄国式的准现代产业也没有，却不妨碍知识分子向更后面的一个阶级——农民兄弟灌输社会主义观念，“富革命”变为“穷革命”，而且越穷越革命，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饿死成千上万人。知识分子从外部灌输进去的“为穷人主义”，相比穷人自发产生的“穷人主义”——“小生产者每天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自发性”，哪一个危害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祸端就是这样发生的。
工人、商人、农人芸芸众生，生活于经验世界，天然疏离观念活动，最多产生工联主义、投机倒把或者三十亩地一头牛，虽庸俗而危害有限。怕就怕人文知识分子为教士后裔，天然具有救赎冲动。启蒙理性推倒神，又允诺哲学家可以代替神，既然能完美解释过去，为什么不能预言未来？于是从“解释”一变为“预言”，再变为“能动”，宗教救赎从彼岸走到了此岸，化成了世俗形式。从此就不是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而是“能动”者所言：理论常青，生活之树是暧昧的，即使有颜色，也要从外部灌输进去，把它弄成另一种颜色！ 胡平在剖析毛发动反右运动的心理动因时指出：罗隆基在指责他为“小知识分子”时，使他的心情急转直下，决心要收拾他所痛恨的这一伙“大知识分子”。正像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指责他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样，都触到了毛的痛处，触到了阿Q头上的赖疮疤，刺激了始终以工农一分子自居的毛泽东的决一死战的狠心。
“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误苍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有此自觉，或能想通我们这个社会的左祸根源。它可能是从法国启蒙运动起源，又经过好几个外国，其间总是错过有效梳理，混混沌沌，才流到了反右这一站。随后又逐渐一浪高过一浪地推进到“文化大革命”以及“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去。
回顾反右的这一段惨痛历史，使我又想起先人：“智慧出，有大违”的教诲。自以为聪明的小知识分子，以救赎者与哲学家的身份出现，要扭转乾坤，要找回“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感觉，结果却造成了“置万民于倒悬”的悲剧之中。这是中国近代历史最为尴尬与遗憾的一个章节。
进入21世纪，中国以急速的步伐进入工业化社会，农民的队伍虽然仍很庞大，但由于自诩是工农革命的领袖、救星的毛主席，并没有带给他们“翻身得解放的”感觉，相反，工农群众的生活则每况愈下，搞得灰头鼠脸的，致使民粹主义的土壤渐渐耗尽了养份，猫鼠游戏也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文化人与非文化人也被揉合成一个面团，从中再分出两团，小团的称之为“经营者”，大团的叫“劳动者”，他们之间的游戏更有规则可循，少了些朴杀的成分，多了些博奕的色彩。在我们致力于研究族群生存历史的演变进程时，回顾这个尴尬与遗憾的章节对于认识的完整性来说，不能也不应被忽略。但猫鼠游戏是否就此根绝呢？我不想作这样的“预言”，因为“生活之树常青”，我仅能做到“笑谈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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