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中国历史主要围绕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分合合，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你上我下而展开。斗争的规律，一般是处于劣势的、在台下的一方讲民主、亲近百姓。而处于优势的、在台上的一方则专横跋扈，气吞山河、不可一世。

20世纪的三十年代，国民党在台上，颁布了《训政纲领》。1931年，又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间为6年，到1935年结束。训政期间，由国民党独揽政权。1930年起蒋介石就企图求助于法西斯主义。一家御用的上海媒体呐喊∶“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渐渐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理念逐步成型。可是，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进行得并不十分顺利，时时遇到国民党一些元老的反对，例如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继东北沦陷以后，华北名存实亡，何香凝极为愤慨，拿 自己一条裙子，在上面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寄给蒋介石，诗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江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以后，蒋又被张学良、杨虎城逼着放弃“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幻梦，走上国共两党联合抗战的道路。这是国共两党在打得难解难分之后的第二次携手合作。

与此同时，台下的共产党在延安，一心一意建设民主政治。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1941年中共初次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民主政治的演习∶进行边区参议员竞选。当时抗大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3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抗大提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周互不相让，各具特色。

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曾慕岳代替他竞选。周扬则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双方的啦啦队嚷成一片。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与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

边区的普选，推行到所有的抗日根据地。到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9000万，都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建立建全“三三制”（政权机关由1/3共产党人，1/3非党的左翼进步人士，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政权，建立建全参议会制度，都是边区民主建设的重要元素，一直为史家所称道。当时共产党是真搞民主，因为搞民主它不会损失什么。当时毛泽东是真心真意要搞民主政治，这体现在1945年他与黄炎培的一场对话：

当时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肃然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相反，在台上的国民党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民主使国民党当局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国民党执政集团的合法性面临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严峻挑战。为了应付这个局面，蒋介石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法西斯主义既然已经臭名昭著，蒋介石又举起儒教这张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了二千多年的这把大旗。《中国之命运》一书，用了相当的篇幅描述儒教文明的伟大光荣。接下来该书把中国近代一切成就、一切光荣归于国民党；而把一切罪恶，一切苦难归于帝国主义列强、归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所有这些说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维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就在蒋介在苦心经营的一党专政的理念公之于世之时起，国民党的腐败已正在腐蚀自身，导致自身不断走向毁灭的深渊。1942年冬到1943年春，一场大饥荒席卷河南、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河南饿死300万人，广东也饿死300万人，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到了1944年，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民党军队一泻个里的湘桂大溃退，让日本人一直打到贵州。“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即国统区的真实写照。

更为可悲的是随着汪精卫的投日，在南京成立第二个国民政府，即日伪政权，宣告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幻梦的彻底破灭。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赌博”，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叛国建立伪政权。殊以国民党元老中的“左翼”的汪精卫何以会投日？对国民团结抗日缺乏信心之外，仍潜藏着国民党内部权力纷争的因素。陈公博当年提议汪拉蒋一起投日，马上受到汪妻陈璧君的呵责，她说∶“你还想让汪主席在南京再当第二把手吗？”从蒋、汪之争，联系到五十年后的毛、林之争，我惊叹历史的二重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政治人物的表演总让人想起川剧中的“变脸”。“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这首诗不仅是对汪精卫一生的诠释，也是对许多为权力所左右，陷入党争旋涡的政治人物的生动写照。抗日战争己成为历史，在人们心目中这是一场神圣的“保家卫国”的民族战争，但冷静分析，这场战争很大的成分是中国人的内战，从整个战争的伤亡人数来看，伪军的死亡人数是日军的三倍。在八年抗战中还穿插一个“皖南事变”，国军向新四军发动突然袭击，几乎使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全军覆没。两党在抗战期间都有点心不在焉。一边打日本，一边挂念着中国的统治权。倒是同盟国推动着战争的进程。大量抗战物资源源不断从滇缅公路输入中国，美国空军“飞虎队”在中国抗战八年中就牺牲了一千多位飞行员。

整个20世纪的40年代，是各种权力集团疯狂角逐的年代。重庆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南京是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原中共一大会议时12个代表之一）组成的日伪政权；延安毛泽东趁周恩来赴重庆谈判的机会，坐上了军委第一把手的位置，同时开展整风运动，目的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而在东北长春的溥仪，当了伪满州国的傀儡皇帝，登基的最初阶段，还着手筹建御林军，做着复辟清王朝的迷梦。孙中山在世时就为中国“一盘散沙”的情状发愁。数十年过去了，“一盘散沙”的现状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演越烈。

历史上的“逐鹿中原”兵戎相见的混乱局面，不断重复上演。其主题只围绕一个“权”字。夺权、专权、弄权，权力玩弄得过了头，又引起天下大乱，最后导致“政为权灭”。如此反复循环，一代又一代，百姓苦不堪言，生灵涂炭、饿孚遍地的人祸不断重演。其根源就在于社会公权力的约束机制从来没有形成过。社会公权力的游戏规则从来就没有人去认真制定，并付之实施。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万民同乐，谁也没能想象到艰苦抗战八年，耗尽国力民财，又会迎来规模更大的五年内战？根据梁漱溟的回忆，抗日战争结束后，便开始了国、共双方旷时日久的谈判，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孙科、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梁漱溟作为国内第三势力的代表，以民盟秘书长的身份参与其中。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积极介入和谈，当时，蒋介石因大权在握，并没有丝毫和谈的诚意，孙科仅是一个傀儡，没有拍板权，谈好的事情，一到蒋某手里很快便被推翻。据说，马歇尔为讨公道曾九上庐山与蒋介石理论。

重庆谈判在赫尔利的斡旋下开谈，实际上双方的心思都不在谈判桌上，一边谈判，一边各自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在战场上一决雌雄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其结果又再次演释了生灵涂炭、饿孚遍地的人间悲剧。国共对决的战争，大陆美其名曰“解放战争”。实质上仍是两大权力集团的争斗。争斗的胜负决定于天时、地利、人和。决定于实力与生命力的对比。由于国民党专权已久，腐败日甚一日，在抗日战争中的大溃败给美国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以至罗斯福下令让蒋介石的指挥权移交给史迪威将军。显然蒋介石在美国总统的眼里已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这些都决定了两党对决中国民党很快败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