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存在“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不真实的社会状态之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缺少了诚信与信任这个重要的部件，因此使社会的运转与人们的工作变得异常的复杂。
“除了假话是真的以外，其余全是假的。”这就是中国全民造假的一个近乎真实的写照。虽然诚信与遵守规则不是我们文化的主流。但我们确实有过讲求信用的历史。
孔、孟均视诚信为最高道德范畴。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通也。诚者，物之终结，不诚无物。”（《中庸》）。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关于诚实的故事。中国的“狼来了”老幼皆知，耳熟能详。西方最著名的诚实故事是“金斧头”：“一个穷人的孩子上山砍柴丢失了一把斧头，坐在溪边伤心落泪，一个天使潜入水中捞起一把铜斧头给他，他不要，说这不是他丢的那把，天使又潜入水中捞起已把银斧头，他仍然不要，说这也不是他所丢失的旧斧头。最后，天使显身送给这位穷孩子一把金斧头嘉奖他的诚实品格。……东西方各民族几乎都费尽心机告诫他们的后代恪守诚信的优秀品格。
但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当我们抛弃孔孟之道的同时，也将诚信这个美德抛到爪哇国去了。现在，你走在大街小巷都可以见到“办证”的电话号码，有的贴在电线杆或公用电话亭上，有的用黑漆直接涂写在路面上。一次我的IC电话卡即将到期，而还有剩余话费，便拨通了一个办证号码。我声明要办一个“博士学位”证书，心想一定难倒对方了吧！可是听到对方传来充满自信的回答，着实让我大吃一惊。从电话另一头传来的表态十分坚决∶“除了将军军衔的证书不能做，其他的都可以做，级别越高价钱越贵，一分钱一分货嘛！”听到这里，我赶紧挂机，也随手将那张IC卡扔了。
回家后我又思量∶这个行业既然什么证都可办到，为何将军身份证不办呢？冷静之后，觉得他们还是有头脑，全国将军就那么几十个，人家一对名单就露了馅。再说得罪了部队头头可不是好惹的。
做假在考场上的体现有个专门术语，名曰作弊，听一位政府高官说∶中央委员里只有陈汝岱坚持填写最终学历为“高中毕业”。陈汝岱当过四川省长，管理过将近一亿人口的大省，坚持不报带水分的学历，实属难能可贵。许多高官在党校学习，派助手代考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了。所以在中委名单中出现一个“高中毕业”就显得特别扎眼。
到21世纪，作弊形成一个产业，各种“替考”的抢手形成气候，是一个很好赚钱的行业，他们出手的价格贴在墙上的广告，也可在网上成交。特别是手机普及之后，给作弊提供了很大的活动空间。我们当今作弊手段之高超、范围之广大已经“名闻遐迩”，以致一个外
为了应对作弊这种流行的风尚，市场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在学校周边的文具店，你可以买到一种中国独创的“作弊笔”，外观与“Boll Pen”毫无二致，但中间暗藏一个小卷帘。可以将需要参考的数据事先密写在上面。
造假不仅遍及各种考场，也波及到神圣的学术殿堂。各种论文流行抄袭，更有甚者，一些科技工作者也当起了“托儿”∶以医学专家的身份声言∶“吸烟能杀死口腔细菌，保护牙齿，还能预防肝癌”云云。一家汽车公司资助研究机构搞环境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自行车的污染比汽车大”。
至于市井上的骗术更是花样翻新，我在乘坐巴士时曾亲历过二次相同版本的骗钱花招∶先由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打开一罐“健力宝”，喷到后座一个衣冠楚楚的年青人身上，争吵骤起，年青人怒将农民手中的“健力宝”打翻在地，发现罐中有金属物，倒出一看原来是中彩的标识∶中大奖，赏一辆桑塔那轿车。全车一片哗然。几个人纷纷要出资购买这个彩头。有做思想工作的，极力动员农民哥脱手。这时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开口以十万元购这个大奖，并从手提箱里取出几捆“瑞士法朗”，而农民哥声称他只收“国币”，这个“西装革履的人”说他刚从瑞士回来没有现钞，愿意低价兑换人民币，此时，正好车上有一银行工作人员，随手取出验钞机，断定是真钞，并愿意向他兑换一万元。并说到他家愿全部向他兑换，他说按此比价，一万元至少赚三千。另一骗托，也开口说要兑八千元。气氛被鼓动起来后，大巴上的贪财人，纷纷争着兑币，几分钟时间，便兑了将近十万。到了下一站这伙人大功告成，便一呼隆下了车。有人觉得不对头，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知道中了骗局。
中国人骗术高明，但也极容易受骗。报戴大学硕士女研究生，也因为贪心，跟随人贩子“做生意”而被骗进深山，买给山里人当媳妇。
2005年3月南方的一张报纸刊载了“海南婚介诈骗集团调查”的报道∶一个叫苟洪钍的无业游民于2003年注册成立了“八面鸿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他联系了全国30种杂志投放婚介广告，一个月在全国就撒下1800万条广告。广告内容多是他一手编撰的，女性征婚者多以“富婆”、“董事长千金”、“有家族产业”；兼有“美貌少妇”、“愿资助男方发展事业”。而男性多为“港商”、“华侨”、“军官”、“政府高级公务员”等。苟洪钍“事业”最兴旺时手下雇了20个婚托，分成十组三班倒工作，当应征者上钩后，立即通知汇款400元到指定账户。这个骗婚集团行骗期间每月平均纯利润高达30万元以上。苟每月投放的广告费20万元，他的生意做到了东南亚各国。受骗的孤男寡女在人、财两空之后，又雪上加霜，饱受心灵的创伤。苟洪钍被逮捕后自称其骗术冠盖海南，他潜心“研究”业务，常看的书有《管理策略一百例》、《向李嘉诚学处世》等，同时还聘请了专业的广告策划与心理咨询师。
中国的行骗谋略与技巧堪称一流。而正经八道的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却停滞不前。国家级的技术发明进步奖空缺六年，没人能摘取桂冠。而假药、假酒、假奶粉、伪书、伪证件、人造美女、人造美名却泛滥于整个市场与社会。
如果说骗子只将欺骗对象锁定于女人及弱势群体，那又是低估了骗子的力量。上致国家总理，也是骗你没商量。
1998年5月朱榕基来到老家铜陵调查粮食统购统销问题，铜陵不仅产粮，还盛产油、棉、茶、桑，自在便是富甲一方的“渔米之乡”。但是，当时铜陵的粮仓里确实无粮。当时的政策是；中央定价，放开收购，出现亏损，却是由地方财政补贴。地方无力补贴，只好让粮仓空着。现在朱基要来，地方政府不希望让他看到这里并没有执行国家的粮食政策。于是只有造假。
当时，南陵县峨岭粮站是一家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造假从5月18日这一天开始，兴师动众，声势浩大，突击调运1031吨粮食，分别来自三里、烟墩、工山、陈桥等地。连驾驶员在内，前后二百余人参预了粮食的运输和进仓工作。5月8日到21日这四天，峨岭粮站的职工几乎没睡上一个囫囵觉。四天四夜，小镇上所有饭店和茶馆，都挤满了轮人人番前来吃饭或渴茶的搬运工人；粮站内外汽车络绎不绝，闹得附近居民彻夜不宁。
总理视察这一天，粮站所有职工被告知不得进站。替换的站长熟背各种材料及数字（当然是编造的）。警方也事先将各种可能的“刁民”实行软禁。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朱基行浑然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诱人的骗局。
朱 基关切地问∶“你们敞开收购了吗？”只见替代站长字正腔圆地回答∶“敞开收购了！”。朱 基望着堆码整齐的高高粮垛，满意地笑了。以后在芜湖召开的座谈会上，他表扬∶“安徽是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之。”
朱 基绝想不到，他高度赞赏的“执行中央政策最坚决的地方”，不仅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而且玩出了花花肠子。
这种骗局，不仅玷污了朱铬基总理四处奔波的求实务真之心，更亵渎了他对九亿中国农民由衷的关切之情。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总理，无法得到真实可靠的民意社情，又怎么能保证中央出台的政策万无一失呢？更不要说弄虚作假将对调研工作产生可怕的误导，这种危害是谁也无法估量的！这次造假的“费用”包括运输、劳务、招待等花销超过十万元。但是，带给人们心灵的创伤又如何估价呢？
由于造假无孔不入，包括政府的统计数据，也是水分多多。迫不得以，国家统计局宣布∶从2005年起，地方（各省）GDP数据由中央统一公布，各地发布的相关数据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原因还是由于地方的统计数字，为了显示“政绩”，像一些屠夫向牛肉、猪肉里注水一样，不断向GDP里灌水。以2003年为例，全国GDP增长率是9.3%，但有27个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长率超过2位数。
一个洋人说∶“很多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之所以看不起他们是因为种族歧视，但就我的观点，这种来自于部分美国人的厌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中国人不诚实。”
杨澜在一篇题为“保持真诚与信任”的文章中说：
几乎每个人在翻开新年日历的时候，都会萌生许多的希望。我也不俗，竟然狂妄道要替我们这个国家许个愿望了。我祈愿，在21世纪，中国人将保持和重拾信任。
我们能够信任谁？三十多年前，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人于人之间的相互仇恨与践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连夫妻枕边的细语也能成为告密的内容；人们被告知识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民众在等待我们的解救，到头来却发现人家已经用上了洗衣机、电冰箱，出入还有小汽车。如今，一切都已变化。但仍时有令人担忧的现象出现：满口大道理的廉政典型被查出是个贪污犯；工人即将下岗，厂长竟还在用公款报销嫖娼时的小费；纳税人的钱累出的是豆腐渣工程；高价买来的冬令补品是用旧鞋底熬成的；好不容易下决心做点小买卖，第一个坑了自己的竟是好朋友，人称‘宰熟客’……我们还能信任谁？
我看没什么比信任危机更可怕了。它是社会的毒素，无声无息却充满负面的能量，足以销蚀人的勇气和友善，更会使一个国家、民族丧失最后的团队精神。
信任的建立，需要真诚的日积月累；信任的崩溃，一句谎言就够了。
在保持和重建信任的过程中，能不能首先要求中国的文化人保持真诚，能不能要求我们的文字保持真诚？（摘自《读者》2001年第10期）
非常遗憾的是到了21世纪，扬澜的祈望没能实现，中国的造假浪潮此起彼伏，有增无减。造假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21世纪伊始长达5年的熊市，就是基金黑幕与上市公司年报的整体虚假造成的。
丰厚的造假土壤也孕育出了“不朽”的艺术作品，赵本山“春晚”的保留节目“卖拐”及其续篇，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佳作”。
我们民族有深厚的“诚信”伦理底蕴，仁、义、礼、智、信，信为五常之基础。许多智者对诚信都做过精辟的阐述。我们节录
“从社会底观点看，信是一个重要底道德。在中国底道德哲学中，信是五常之一。所谓常者，既谓永久不变的道德也。一个社会之能以成立，全靠其中底分子底相助。各分子要互助，须先能互信。例如我们不必自己做饭，而即可有饭吃，乃因有厨子替我们做饭也。在此方面说，是厨子助我们。就另一方面说，我们给厨子工资，是其能养身养家，是我们亦助厨子。此即是互助。有此互助，先必有互信。我们在此工作，而不忧虑午饭之有无，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底厨子必已为我们预备也。我们底厨子为我们预备午饭，因他相信，我们于月终必给他工资也。此即是互信。若我们与厨子中间，没有互信，若我们是无信底人，厨子于月终，或不能得到工资，则厨子必不干，若厨子是无信底人，午饭应预备时不预备，则我们必不敢用厨子。互信不立，则互助即不可能，这是先而易见底。
从个人成功底观点看，有信亦是个人成功底一个必要条件。设想一个人，说话向来不当话，向来欺人。他说要赴一约会，到时一定不赴。他说要还一笔帐，到时一定不还。如果他是如此底无信，社会即没有人敢与他来往、共事，亦没有人能与他来往、共事。如果社会上没有敢与他来往、共事，没有能与他来往、共事，他即不能在社会内立足，不能在社会上混了。反过来说，如一个人说话，向来当话，向来不欺人，他说要赴一约会，到时一定到。他说要还一笔帐，到时一定还。如果如此，社会上底人一定都愿意同他来往、共事。这就是他做事成功底一个必要底条件。譬如许多商店都要虚价。在这许多商店中，如有一家，其正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这家虽有时不能占小便宜，但愿到他家买东西底人，必较别家多。往长处看，他还是会算底。所以西洋人常说：‘诚实是最好底政策’。”（冯友兰：“信用是成功的基础”《品读人生》2001.3当代世界出版社）
诚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民族的事业，是一个民族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在这个基础上便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信用社会，在这种社会是有一系列严密的规章制度规约每一个人的信用纪录，一个人一旦被吊销了信用卡，他是无地自容，寸步难行。
诚信对于一个群体来说，是团体事业成功的基础，是团队精神的灵魂。一个团队的领头人不致力于群体内的诚信精神建设，则团队将一事无成。
但是，诚信在当代的中国可能已降至零点。联合国曾组织过诚信度的测评，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大街小巷扔钱包，包内附有失主的地址。根据钱包的回收率来评定成绩。可是让测评设计者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测试方法在中国完全失效。因为撒出去的钱袋子，几天也无人触摸，就像那是个手雷一样。中国人的头脑里就是比人家多几条神经线，在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有钱包放着，使人立即便联想到这是一种圈套或陷阱。因为多数国人都有落套的经历，所以多了这一份戒心，也不为过。倒是国人自行设计的“诚信试验”得出了结果∶结论是∶“诚信度=0。”具体是这样操作的∶分别在不同所商店买十次东西，每一次买东西都付两次钱，看有多少人拒绝付第二次款。试验进行到第九次，第二次付款，店老板全部笑纳。实验者有点心寒，第十次他找到一位老同学开的店铺。买了一瓶矿泉水，几分钟后，他再进去说∶“哎呀，老同学，我刚才买矿泉水忘了给钱。”老同学说∶“算我请你！”实验者说“那怎么行？”又掏出两块钱递过去。老板竟然伸手来接。就在那张纸币一半在试验者手里，一半在老同学手里时，她儿子说∶“妈妈，阿姨不是给过钱了吗？那张钱还在你的手里呢。”老同学非常尴尬，不得不松开手。走到街上，就听到那个讲实话的小男孩放声大哭，一定是老同学打了他。这种现象，国人也有一个专门术语，叫“杀熟”。
对于一个人来说，信任一个人需要一个过程。轻信往往遭至痛苦的背弃，但是你若不懂得去信任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你永远不能获得爱的甘甜和人间的温暖，并为此而一生暗淡无光。前苏联杰出的教育家马卡连柯在他领导的收容与教育问题少年与少年犯的工学团里，正是以真诚的信任，为少年们塑造自尊，从而拯救了大批犯过错误的青少年。
传说一个在逃的通缉犯一次在火车上一节车厢的厕所门口停立着，这个厕所的门栓刚好坏了，夜晚一个姑娘上厕所时，对该逃犯说：“请你为我把个门！”逃犯的灵魂为之一振，决定走自首、洗心革面之路。
信任是一种有生命的感觉，信任也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信任更是一种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你有义务去信任另一个人，除非你能证实那个人不值得你信任；你也有权受到另一个人的信任，除非你已被证实不值得那个人信任。
但是，我们又要回到扬澜的那问话∶我们还能信任谁？我们接着还要追问∶在中国信任危机与造假狂潮是怎样酿成的？这显然是不得不说的沉重话题。
造假、说谎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反右时期。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是水利专家，由于他的学问功底深厚，他反对苏联专家修建三门峡水坝的方案。由于孤掌难鸣，他预言了这个工程的失败，并在清华校刊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针对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提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抖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便以“什么话”为题展开对黄万里的批判。黄被定为右派。实际上，黄万里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预见了三门峡工程的失败，而是面对三门峡水利工程，中国专家集体丧失立场的背景下，他孤身对抗“民意”、触犯上级，捍卫了真理和自己的良心。遗憾的是在言路不开的情况下，个人的秉公直言，总是收效甚微。
以后，中国敢于说真话的高官，如彭德怀、田家英等都遭灭顶之灾，所以人们只能选择说谎、造假这条路。以上所叙骗朱总理的那幕演出，实际上也非首创。早在1958年前，《人民日报》受毛主席批评，报社改组之后，就不敢刊登反映实际情况的消息，上面怎么讲，他们就怎么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就主导过一场空前绝后的骗局∶他在毛主席专列经过的铁路两侧，动员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沿线，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制造喜庆氛围。王任重还让毛主席看了一亩特殊的高产田，是将别处十几亩稻子连根拔起，再齐插在一亩地里。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亩产万斤的神话就是这样制造出来了。一时间，亩产十万斤、二十万斤的“卫星”不断放出。于是，毛主席为中国农民吃不了这么多饭而犯愁，发出了“放开肚皮吃饱饭”的伟大号召。写到这里我不禁由衷地产生了对安徒生的钦佩之情。他的“皇帝的新衣”这篇故事，与其说是写给孩子看的童话，不如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一篇“预言书”。
巴金在他的《随想录·“豪言壮语”》中说：“……我当初的确认为‘哥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譬如二十年前我引用过的豪言壮语：‘叫钢铁听话，叫某国落后’，当时的确使我的心十分激动。但是不是有助于叫某国落后呢？实践的结果证明说空话没有用，某国并没有落后。倘使真的要‘叫某国落后’，还得另想办法。无论如何，把梦想当现实，把未来当现在，好话说尽，好梦做全，睁开眼睛，还不是一场大梦！”可惜能像巴老这样剖析自己，从假话的梦境中醒来的人并不太多，多数的人继续着骗人与受骗的游戏。
这里我们只发掘了上世纪中，“亚皇权”时代的造假土壤，如果再深挖下去，仍然可以发现更为深层的造假生壤，比如《水浒》那个时代，也是充斥着设“局”作“托”，骗术泛滥的历史时期。所谓设“局”，就是几个人联合起来，自编自演骗局蒙外人上套。这种流行于市井社会的“局”，《水浒》里描述的“智取生辰纲”算是一个经典名篇，。在宋徽宗那个年代，官府要陷害人，照样也要设“局”，比如堂堂的殿帅府太尉要陷害林冲，也是先让人化装成落魄英雄将宝刀贱卖给林冲，再让人请林冲说高太尉要看宝刀。至使林冲误入白虎堂。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局”，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编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说到这里，大约可以回答标题的问题了。造假的发源地在那里呢？非常清楚，是从“朝庭”里流趟出来的。是朝庭为了维护不太合理的统治权力，而产生、发展并流传于民间。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说谎、造假也进入了史无前例的阶段，因为不指鹿为马便将危及生命，所以，多数人只好昧着良心瞎起哄。共产党员张志新只因怀疑文革运动的合法性以及反对打倒刘少奇，便在押赴刑场枪决时惨遭割喉。并在气管里置入一段三寸长的不锈钢管。想当年慈禧在处决一个亲王时，为防止他在押赴刑场时乱喊乱叫，还刹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舌夹子。随着时代的进步，禁声的措施也大大简化，只是科技含量增加了，“禁声”的传统没有改变。
到了21世，我们又见到太多太多谎言，假话，假货，甚至假警察，假乞丐，假医生，见过太多太多骗局，而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在全国泛滥，甚至假奶粉，让我们的孩子从到这个世界喝的第一口奶，都是假的。让老人死去殡葬时都被人狠狠黑最后一把。我们麻木了，我们可能自己也加入了说谎大军。中国在世界上似乎已占据了谎言虚假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让人担忧的是政府，社会，法律，媒介也在受到不诚信的影响，变得逐渐失去应有的公信。我们从电视上常看到负面揭露性新闻时，几乎大多数政府各级干部，都会对着镜头公开撒谎，百般抵赖，而从来没看到过这些官员因为说谎而受到惩罚。在西方民主社会，一个公职人员如果说谎，那将是最大的过错，没有可能被宽恕。尼克松就是在水门事件中，说了一句不知道录音带的事，全美国的人没有人原谅他而下台。而克林顿又正是承认和莱文斯姬的暧昧关系而免被弹劾。诚信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如果不是全国人大多数诚实纳税，就不可能有国家运转，如果没有每个宣誓决不说谎的证词，就没有公正的法律，秩序。而商业上的诚信更是生存的根本。所以国家，民族，政府，法律，制度，经济都是建立在真实，诚信，道德基础上的。
中国历来是有重视诚信传统的国家，忠义礼智信的教义延续了上千年，历史上流传无数诚信的故事，讲信义的关云长被尊为神圣，遍地关帝庙，千年香火不绝。近代以来，随着社会动荡，我们在打倒一些落后的东西同时，也打倒很多优秀的传统，旧的道德破掉后，新的道德没建立，形成空白。特别是在一些极端主义风靡下，甚至公开背弃人类的一些基本美德，推行丑恶的道德观。我们见到政治家公然使用“引蛇出洞”阴谋，将大量讲实话，说真话的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见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全民造假，浮夸。见到几千万人因作假被饿死，还要再撒一个“自然灾害”的谎言来掩盖它。见到疯狂的“指鹿为马”，就是好，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到现今社会，似乎人人在不同程度地说谎，为发财，为入党，为进步，为赚钱，为生存。今日社会，贪官污吏有多少，老百姓心里都有数，但每个贪官不是在报告中慷慨激昂地为人民，为国家的喊。他们见到贫困民众会潸然泪下，心痛如铰，可是当你知道他聚揽多大的财富后，你难道不认为，他每一句话都是假话，每一个行为都是欺骗。我们正经历一个“说谎是成功者的通行证，诚实是失败者的墓志铭。”的荒诞时代。
不说谎，是每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的一个基本道德底线，人生是短暂的，我们为什么，不活得光明磊落些，理直气壮些，心怀坦白些。为什么非让我们的生活龌鹾不堪，充满谎言。我不否认人生活在世界上，有时要说些违心的话，例如西方有一种白谎的说法，比如当敌我交战时，将军为让士兵更坚强，说援军马上会到。一般都是在不得以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而睁着眼睛说假话，被称为LIER，是非常严重骂人的话。一个充满谎言和骗子的国家，祸就不远了。
我们现在经常指责其他民族不能反省历史，如果我们自己也反省一下说谎史、造假史、禁声史。清算一下由于政治斗争而引发的不诚实，彻底与所谓的“谎话重复一千次后即成为真理”的谬论决裂，我们才有希望重拾诚信，才有希望跨越全民造假这个可怕的社会浊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