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之后再说“中和”
几年来，祭孔成了政府行为，山东省的党政要员倾巢出动，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不同一般。从批孔、尊孔到祭孔可清楚看出执政党行为变化的迹象，但行为变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转化。党政要员中真正能说得上孔子恩思想精髓者并不多见，故在大张旗鼓地祭孔后，说说孔子的中和思想并不多余。
很久以来,我们已习惯于“非左即右”,“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及“一边倒”的思维模式，曹雪芹为了突出凤姐泼辣的一面，在红楼梦中借王熙凤的嘴说了一句：“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以后伟大领袖在莫斯科又对许多年青人说了这句话，一经领袖引用，这句文学意义的词语便转化为政治术语，成为指导一切工作的精神纲领。由于这个历史的原因，少有人再提“中和”、“中庸”、“君子和而不同”等等这些充满智慧，而长期以来却被视为迂腐，要于以批判的哲学理念。新一代的伟大领袖，在反观历史上一系列走极端的做法所带给全民族的巨大伤痛与损失后，很英明地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这样就很有必要重新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充满智慧的“中和”理念。
中国人一向崇尚“中”这个概念，“中”意味着广阔；“中”意味着有无限伸缩的余地；“中”意味着可以商量、可以回旋；“中”意味着宽容、高境介与自信。为此汉民族将自己的国家号称中国。至今河南人仍将“中”挂在口中。
在有着“天人合一”思维传统的民族，很自然地意识到在子夜的添黑与响午的辉煌之间，是一大片适于劳作与休息的时间；在三九严寒与三伏的酷热之间，也有一大段适于耕耘、播种与收获的季节；在极高的天际与浑厚的土地之间，大自然给人留下了广大的活动空间，即所谓的“天地人”三才。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充分认识“中”的重要。如果说西方的认识论尚停留于“一分为二”的话，那么我们的远祖己经把握了“一分为三”的哲学利刃。
我们再以科学学说事，就以人们对科学的信赖程度划分有:科学、伪科学与另类科学。伪科学是一种科学的魔术、一种障眼法；而另类科学是一种说不出所以然，或暂时说不出所以然的科学，像中国古代的易学、黄帝内经素问、甚至于特异功能等。就以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尺度来说有宇观、宏观与介观以及微观科学。宇观与微观世界的研究，毕竟是少数人有能力参与的。与人类密切相关的还是居中的宏观科学。就以人们对科学研究所依赖的数学工具来区别则有：第一类科学(可准确求解的学科，如牛顿力学)、第二类科学(不可准确求解的学科，如浑沌学、气象学、计算机语音与智能识别等)以及建立在统计与概率论基础上的包含测不准原理的量子力学。而第二类的“中间科学”正越来越成为科学家注目的对象。
谈到经济，我们自然首先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商品经济是同私有制相联的。随着公有制的建立，商品经济将会消亡。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7—308）。而与之成为另一极端的亚当·斯密的观点则认为：市场存在着一只无形之手，它能自动调控市场的需求与价格等要素，勿需人为的行为去干预市场，这有点像老子“道法自然”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成为支持资本主义体制国家经济运行秩序的理论基础。使他们坚守着自由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阵地。在资本主义国家遭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之后，开始有人怀疑亚当·斯密的理论，于是凯恩斯的新的经济学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的新理论在于强调市场经济中仍存在一只看得见的手，那就是宏观管理以及促进有效需求的种种措施。凯恩斯经济学是一种“中间色调”的经济学，它为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的国家所接受，是当代世界上的主流经济学。
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样存在左、中、右三种观点，最早的是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人的天性，使东西方都在做“乌托邦”这个梦。1835年英国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以15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个移民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可是，一切绞尽脑汁的设计和试验最终都化为泡影。“乌托邦”依然是一场梦。
中国人二千多年前也做着“乌托邦”这个梦，在《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但是现实的历史却被世世代代残暴的专制皇权的恶梦所侵扰，直到百年前康有为又旧话重提，并写了一本《大同书》，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康做的梦更为彻底，他认为家庭是产生私有观念的温床，所以必须取缔家庭，提出：“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的主张。
科学社会主义，它的理论是我们最为熟悉的：武装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恰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另一极端，它的理论的四大支柱，无不遭迂尴尬。现在由社会党领导的一些国家，也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始终无法实现），他们致力于社会分配的公正与公平，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北欧的瑞典等国家，人们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再就是像中国、越南等国家，通过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名曰：初级社会主义。显然，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初级社会主义，都是一种中间形态的社会主义。由于它兼有左、右两种社会主义的特色，所以富有生命力与发展空间。
在社会学范畴，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富人与穷人的差距不能太大，社会学家以基尼系数界定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大于0.4即认定为不稳定社会，印度虽然经济总量、人均ＧＤＰ等指标均逊于我国，但它的中产阶级人数较多，因此它的社会相对还是稳定的。据报称近来印度恐怖主义颇为嚣张，究其原因还是极富与极穷的人反差大、另外宗教信仰的两极化也是一个因素。
我们今天谈论“中和”，重要方面还在于生存态度与生存决策。在传统文化中，黄老庄周一派最为潇洒、浪漫。他们生存于心灵的世界里，不思进取。而程、朱理学又走向另一极端：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而一些智者则提出折衷的理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内圣外王”、“性命双修，儒道同怀”等口号。
我国的“中和文化”，它的哲学依据是对立的统一。或曰“一分为三”。也还是老子说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互补贯穿于我国古代哲学之始终。既然自然规律是阴盛格阳，阳盛格阴。所以为人处世也要遵循这条规律。这就是中和的观念在我国长盛不衰的缘由。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
中庸不等于办事无原则，和稀泥，搞折衷主义。孔子还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有狂狷乎！”也就是说当大环境大氛围不允许走中间路线时，还是要讲原则，要豪放，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叫：“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原则与重大问题上，中国人向来是不讲调和与退让的。当造反派批斗年逾七旬梁涑溟时，他回答的正是这句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有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灭掉，也无法夺掉！
为了说明中庸，需要认识中间，中间是相对于两端而言，凭借两端认识中间，逻辑上可有四种形式——A而B，A而不A1，亦A亦B，不A不B。这里A与B代表对立的两端。
⑴、A而B，如“温而厉”，绵里藏针，是立足A兼及于B，以B来补A的不足。
⑵、A而不A1（含B而不B1），如“威而不猛”，“乐而不淫”，明里是A，又防A的过度，暗中却以B为参照扯住A，是第一式的“逆定理”。
⑶、亦A亦B，如能文能武，亦庄亦谐，平等包有AB，是A而B式的扩展。
⑷、不A不B，如不卑不亢，无偏无颇，临架于AB之上，是第三式的否定说法。
凭借两端认识中间，进而组合两端表述中间，以“A而B”，“不A不B”等来表示中间，不求为中间另立名目，包含着深刻的辨证思想。并已渗透于人们的行为举止之中，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中国人不喜欢走极端路线，在把握中间，把握事物的本体方面往往比西方人棋高一筹，我们有许多成语是描述这种人生态度的，如：“和而不流”，“曲而不屈”，“刚而无虐”，“直而不踞”等等。具体来说，当年大儒
人类，特别是一些精英的思维特别容易走极端，形形色色的极端理论比比皆是，哥德有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而这灰色的理论，多半带有极端与片面的色彩，而且也特别容易被人接受。极左与极右的思想与行动的交锋不知耗尽了多少民族的元气与精力。历史的经验表明：当我们走火入魔陷入“极端”的泥坑，务必挣脱而起向“中和”靠拢。
一切的一切都告诫我们，任何事都不能走极端，当我们在工作与各项事业中遭遇困扰时，不妨回顾我们的传统文化以获得灵感与智慧，寻找并开拓前路。
我以漫长的大半生等待与期盼着“中和”思想的复苏，要让它真正苏醒过来，第一步就是让大多数人认识它的真面目，认识它的道理，认识它深遂的内涵以及广博的智慧。“中和”思想的复苏，在政治上就是要广开言路，允许“左”与“右”的言论并存。决策者做到“兼听则明”，“择其善者而处之”。外交上，摒弃意识形态的束缚，在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中，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连横合纵，游刃有余。在经济上则要允许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并存，在平等基础上竞争与促进。文化上汲取“独尊儒术”的历史教训，开放党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若能实现这些愿望的十分之一我足矣！
: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