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本，用国人传统的慊和的说法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日本的大禾民族还是秦始皇为寻求长生不老药派以徐福为首的一大批人到“东瀛”后繁衍的后代。可是这批号称“后人”的“东瀛”人，压根不买汉人的这个老帐，他们有过宗敬汉民族文化的历史，可是十九世纪之后，他们的眼光转向西方，并渐渐开始鄙视自己的老祖宗，并觉得整个亚洲都应该由他们大禾民族“当家”。 胡适在四十年代就说过∶“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不幸却不为其邻邦日本所喜。日本军人尤其是少壮派老早就认为日本有统治东亚甚至全世界的神圣任务。他们不容许中国统一团结起来，现代化起来。”（《We are still fighting》）

19世纪，清廷的“总理”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曾幻想过联合日本的力量对付虎视耽眈的西方列强，经过无数次与日本国外务相的周旋过程中，屡次被日本人的口是心非与言行不一所激怒，特别是1874年日本竟然派兵登陆台湾，想吞并这块土地。当时的清政府尚有对付日本的能力，李鸿章派遣马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赴台，驱赶了日本军队，经历此事，李鸿章便得出了∶“日本是我长久大患”的结论。

在甲午战争前我们也有近三十年的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经济改革。“中国近代矿业已开始用机器采煤，仅开平矿务局，至1889年年产量已达247000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1882年输入天津的洋煤为5,400吨，到1886年便减至301吨。1890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9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到1885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台湾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1882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民用工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当时的清政府的岁入可不象今天一样与日本有好大一段距离，而是日本岁入的1.5倍！我想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872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是“经济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的总年收入才八千万日元。
    军事上呢？“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但这仍远远没有实现李鸿章等人的理想，据他们设想，海军主力舰要有二十四艘，而当时仅有七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
   李鸿章及所书盈联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6,000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4年已装备370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1863年开始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八十年代以后，全部用西洋枪炮武装起来的湘、淮等近代化军队已经遍布东南、西北和南洋、北洋数支部队，并取得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冯子才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等重大胜利，都是与清军的新式装备分不开的。中法战争中，出关作战的滇军主要装备是毛瑟枪，另外还配备了哈乞开斯连发枪、克虏伯钢炮等。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清朝政府能在甲午战争初期，迅速调集二万多军队开赴朝鲜和鸭绿江边，说明军队的机动性也能得到明显改善。”
    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既使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强于日本，也决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弱于日本。如果我们想想今天的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舰队，金刚级战舰，宙斯盾系统，更不用提空军的巨大差别。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我又一次打开那段屈辱的历史仔细查看。是的，我们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爱国的。中日初次交锋，日舰截住运兵船高升号，船上的清兵宁死不当俘虏，用步枪还击日军，最后被击沉，绝大多数士兵遇难。在随后的平壤等战役中清兵也拼死一战，日军往往要集中炮火和成倍的优势兵力，才能攻克一个阵地。根据日军的《清日战争实记》记载：“大小炮弹连发如雨，炮声隆隆震天撼地，硝烟如云涌起，遮于面前。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进一步，彼此步步相互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争愈来愈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日军损失惨重，中日的伤亡人数对比是基本相当的。
    但我们还有一些败类，如清军统帅的叶志超。当日军拿下平壤外城时，当日战斗就战死189人，伤516人，清兵伤亡人数少于日军。日军所带的弹药、口粮都已用尽，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处境极为艰难。叶志超却丧失了抵抗信心，传令放弃辎重，轻装持械，趁夜而退。当时，大雨倾盆，清兵冒雨蜂拥出城。清兵混乱中不分敌我，胡乱放枪开炮，误伤累累。经过整整一夜，清军全部退出平壤，在混乱中死伤人数达到二千多，远远超过了在战役中的损失。平壤战役后，清军全部退至鸭绿江边，日军于是完全控制了朝鲜。
    在海军上我们也并不输于武器装备与爱国精神。有关中日黄海海战的参战实力对比大部份人都看过，具体说来基本是双方旗鼓相当，各有所长。中国军舰共14艘，其中4艘因太小没有投入战斗，参战军舰10艘共31000吨。日本海军实际参战12艘军舰共38000吨。中方胜在巨舰大炮,装甲厚；“定远”、“镇远”都是远东数一数二的铁甲战列舰。日方强在速射炮多，火力猛。中方各舰管带不少是由中国留学生担任的，熟悉船舶。北洋海军水兵也很勇敢，富于爱国热情，士气很高，并不亚于日本海军。大家都知道致远号在管带邓世昌的带领下，弹尽舰伤之时勇撞“吉野”,不幸为鱼雷所中，全舰官兵共252名壮烈战死。可很少有人知道在同一场海战中“经远”号负伤后,管带林永升(他是一个留学生)临危不惧，操轮撞击日舰。不幸，也中鱼雷沉没，全舰270人除16人获救外,全部牺牲。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制度的腐败。像慈禧老佛爷，要做寿，要搞庆典，修园子；反正国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经费她可以任意取用，挥霍，而使北洋舰队老化，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连吉野也因此由中国定造舰变成日本舰。甲午海战旗舰“定远”更是因年久失修，开炮竟震塌舰桥，让整个舰队失去指挥。还有一帮清朝的军需官腐化堕落暗饱私囊，购来一些低劣的炮弹甚至教练弹充数。因此虽然有多次日舰中弹，却未见炮弹爆炸。

清廷还是“威严”的。叶志超，方伯谦之流全被斩首，就连没劝叶志超的将领也被诛杀。然而他们造成的损失却再也补不回来了。问题是在这种制度下，再强调爱国，还是会有叶志超这样的人官路亨通，还是有个谁也管不到的老佛爷，把一人，一家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纵观甲午战史，叶，方这样的人还不算太多，北洋舰队的官员们还没“都烂掉”。我不知要是大多数官员都开始发霉，发烂又会怎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叶之所以能爬上具有决定性的清军朝鲜统帅的位置是因为他谎报牙山胜利。

1895年2月，甲午战败，议和，割地赔款。
    1895年4月中旬，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方式定下基调，那就是聚众请愿。他联合起18省的举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公车上书”。他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干这件事情的。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举人等……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陈之……”他举着如此开头的“上清帝书”,带领着600名举人，浩浩荡荡向着都察院进发。书中向皇帝陈明：“近世日本胜我，决非其将相兵器能胜我也......”并提出了4项请求：“下罪己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他没有因请愿被杀，光绪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开始变法维新。 1898年9月仅仅历时百日的变法改革触及到老佛爷与保守派的权力与利益。血腥镇压开始，有人引刀向颈，悲壮豪迈。但最大的几个头子(康，梁)得到通风报信，在外国的庇护下逃亡。此后虽然他们还常评价时政，以元老身份发布看法，但在历史上他们的声音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1937-1945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

经过八年溶血奋战，御辱交织着内战，终于在美、苏相继对日宣战的情况下，中国算是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十年，日本又成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领土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GDP 2004年日本4.4万亿美元 ，2004年中国1.9万亿美元 日本是中国的2.3倍，人均GDP 2004年中国1100美元 ，日本33077美元 ，日本是中国的30倍。从这些数字看出，中日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如同一个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日本如同一个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国这个农民偶尔进城，看到大亨们的花花绿绿的世界，不免刺痛了眼睛。

     其实中日两国曾都是赤贫者，有两次机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只不过日本抓住了机会，发了，而中国却拒绝机会，远远落在了日本后面。

    中日两国历史上都闭关锁国。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在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逐渐沦为东亚病夫，几乎在同一时代，1853年，美国人佩里率船队来到日本横须贺，用坚船利炮逼迫日本人打开国门。放眼望世界，两国都痛苦地发现，西方列强各方面都优于自己。在此时两国同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半斤对八两。如果说有差别，那么中国优于日本。毕竟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

      面对变故，日本人1853年对欧美诸国开放，1889 年 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1890 年实行普选制，1900年实行免费初等教育。日本是最早实行英国式立宪法制的亚洲国家，它对于法治的重视和贯彻始终不渝，正是从19世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才拥有了他们赖以发达的最重要的法宝：法治精神。明治时代的日本思想界却非常活跃，福泽谕吉提出了著名的“脱亚论”，主张摆脱保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约束，全盘西化，认真而彻底地学习西方文明的精髓。

    同样面对变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整个专制集团发起了洋务运动，面对西方文明，洋务运动只想采纳西方文明的一些外在的表面化的东西，却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真正意义上的变革，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肯触及集权制度，而集权制度压制新思想，甚至大兴文字狱，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力谏维新变革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被朝廷追杀，被迫流亡海外。

     面对西方文明，日本虚心学习，而中国却抱着中学为体，只学习西方的一些皮毛，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日本迅速崛起，虽然中国从欧洲购入的先进舰艇曾让同期的日本海军相形见绌，但在甲午海战中战胜了中国。中国持续疲软，成为列强任意宰割的羔羊。

     上帝给了中国人第二次机会。二战后中日两国一片废墟，中国作为被侵略国损失惨重，而日本则作为战败国唯一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百废待兴。

    二战结束之初的1950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相差不大，当时中国比日本还强一点（1949年，日本的GDP不如中国）；人均GDP 中日之比1：5，此时中日两国好像一个村子里收入不分上下的庄户人，只不过中国这个农民生了五个孩子，而日本这个农民只生了一个孩子，中国的日子显得有点紧，但大体在一个层次。但经过几十年发展，中日差距明显。日本越跑越快，终于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

    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进行痛苦反思。

     有人把这归罪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事实呢？中国必须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吗？据我所知以铁托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始终在两个大阵营中保持中立。所以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是自找的。中国醉心于在第三世界国家充当领袖，以意识形态为外交指导原则，教训是惨痛的。

     其次西方国家的封锁只是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我们再看看五十年代后中国和日本各干了些什么事。

     日本重视教育注重并大力发展科技产业，中国却把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统统打倒称之为臭老九，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正常的学校教育被打断，所谓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

     而真正让中国人均GDP与日本拉开的是６０年代与７０年代这２０年，日本全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日本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完成了经济腾飞，同期亚洲四小龙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完成了经济腾飞，而中国正陷入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等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不管怎么看那段历史，中日今天的经济差距就在那时期拉开了．其实我们看看今天的朝鲜就知道那个时期的中国有多么荒唐。

     上帝是公平的，他给予了中国两次机会和日本同台亮相竞争，可每次中国人都输掉了，第一次输掉我觉得还情有可原，毕竟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太深厚了，再说洋务运动还有可圈可点之处，可第二次中国已经过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洗礼，经过马列主义的熏陶，中国再次输了，而且输得很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中国除了一五计划还有可圈可点之外，其他的年代简直荒唐透顶，在世界上闹了个大笑话。

两次机会中国人都错过了，其原因我归结于两个字：专制。第一次慈禧太后不肯放弃集权统治，拒绝君主立宪，第二次毛泽东加强集权统治，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装成毛氏王朝。而日本西化彻底，深刻领会了民主法制精神，日本这个曾经的学生此时已远远跑在了中国前面。非天不助中国，是中国自己个头太大，封建专制的巨大惯性比小日本大得多。所以我们第二回合的较量又输了，而且输得挺窝襄。我估摸这封建专制的巨大列车的制动闸也按下了一个世纪，也该接近停车的时候了，一但这个问题解决了，中日的第三次交锋大约不会输到哪里去？这从小泉纯一郎在国际会议上向温家宝总理借笔，便可看出一些端倪。但这是日本人的一贯作派，二百年前，日本的驻华外务大臣同样用这种“低眉顺眼”的态度蒙过李鸿章，现在又想用这一手忽悠中国人。国人应当保持必要的警惕，提防他们表里不一的骗人伎俩，常备不懈，随时应对我们这个麻烦的邻居。

有个女人早年嫁给了日本人,现住在广岛,孩子在日本的学校读小学.
　　有一天,小孩参加完学校的"爱国"活动回到家中,突然狠狠对母亲讲:"我恨死中国人了,我要 把他们全杀死!"母亲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小孩讲："中国人很坏,杀了那么多日本人!"母亲告诉他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跑到中国去杀中国人的.小孩辨说:"我们一粒子弹只能杀死他们一个人,但 他们一颗原子弹要杀死我们几万人!"母亲纠正说,原子弹不是中国人投的,而是美国人干的.小孩反 驳道:"那我还是恨中国人,他们很坏,都应该死!"母亲赶忙说:"你不应该这么说,你妈妈是中国人, 你的身上流着一半的中国血!"大家猜猜这个八岁的孩子怎么回答? 他说:"那我晚上睡觉时不要再 挂蚊帐,我要让蚊子把我身上的中国血全喝光!" 孩子的母亲后来对自己的妹妹讲,现在她都不敢给自己的孩子讲中国,因为她不知道从自己的孩 子口中还会讲出什么话!她常常对未来怀有某种莫名的恐惧. 这是真人真事,这种情节无法编造.之所以写下来就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知道,这个曾经给我们 带来过灾难的邻邦现在是如何教育他们的后代的.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人民应该怎样审视这个邻居。
     21世纪中日关系的纠葛并未彻底了结，上个世纪日本两次入侵中国，日本领导集团及意识形态领域，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反省，更谈不上战争赔偿问题。这与上世纪初国内激烈的党争有关。二战之后，原来作为战胜国，中国有权派遣部队驻扎日本，但由于国、共重开战局，此事便告吹。因此，日本几乎对所有的开战国，包括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等都偿付战争赔款，唯独中国没有机会给。因为给国、共哪一方都不恰当。到了七十年代，田中角荣在恢复中日邦交后，惴惴不安地跑到北京，口袋里揣着支票，心里默念着忏悔辞，打算好好作个检讨，然后理赔，可是，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毛泽东说∶赔什么赔？没有你们日本人打过来，我们共产党人还掌不了权！又掏出一叠他所珍爱的《楚辞集注》线装本相赠，这可乐坏了田中角荣，他屁颠屁颠地跑回家，大吹其牛，所以，田中角荣以后的几位继任者也不怎么将中国当回事。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的一再抗议，频频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将钓鱼台岛据为已有。围绕着储油丰富的东海油田，日本人也想方设法越过专属海洋经济区想插一手。

二个多世纪，中日两国纠缠不休，麻烦不断，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制度建设诺不迎头赶上，在下一轮与日本的较量中还要再次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