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忧生外患

    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被人传颂一时。2005年又是甲申。361年前甲申的主角，一个是李自成，一个是崇祯皇帝。李自成一向被看成是犯了错误的英雄，在北京五环据说是当年李闯王攻入京城所在处的某一个广场上，还竖立着他的一座巨大的铜雕像，骑着高头大马，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地地道道、英姿勃勃的英雄。历史书上也一直将李自成定义为农民起义的领袖，谁也没有考虑李自成造反的动机是什么？说白了，历代的农民起义，上自陈胜、吴广；下自闯王、洪秀全。他们起义、造反、革命，其目的就是改朝换代自己当皇帝。他们在起义的过程，在战争中也全然不顾农民兄弟的生死存亡。李自成攻开封，扒堤决河，全城37万多人只幸存3万多。而崇祯皇帝却是一个典型的倒霉蛋。在明朝，他算是一个厉精图治的皇帝，由于蝗灾造成的饥荒，以及他本人的用人不当，至使明朝断送在他手上。

关于崇祯，民间与野史里的传说很多，大都绘声绘色的描述他的狼狈相，人到倒霉时总是遭人奚落。主要议论的重点都指向义军围困京城时，崇祯走投无路的困境。当李自成的部队团团围住皇城，炮声隆隆不绝于耳时，皇上想招集众臣议事，但所有重臣都己逃之夭夭。他与随从想冲出城门又被乱箭打回，徨徨然徘徊于皇城根下，偶遇一个测字先生，无奈之余便上前测字。随行太监报了一“友”字。测字先生说:“不好，友字系反字出头，大势不好!” 太监又说“非友也，仍有矣。” 测字先生又说:〝不妙，有仍大字去一角，明字去一半，大明江山分崩离析矣!〞太监又说:〝非有也，仍酋也。〞测字先生赶忙跪倒道:〝不好也!酋仍尊字去其首尾，皇上将身首异地也!〞宗祯皇帝听了这些话后万念俱灰，心想与其身首异地，不如自杀算了。于是便上了煤山，吊死在一颗银杏树上。

宗祯皇帝的自尽，宣告了大明王朝寿终正寝。李闯王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京城里乱成一锅粥，往日饥寒交迫的农民兄弟忙着体验王公贵族的生活，过起了共产共妻的逍遥日子。包括吴三桂的小妾，也被公有化了。于是吴三桂便引清兵入关，重新将李自成轰出京城。李自成做了40天的皇帝，黄袍加身，金鸾宝座的龙椅屁股还没坐热，就下台了。这段戏剧性的历史被政治家反复提及。毛泽东在西柏坡准备进驻北京时就告诫他的部下说:〝我们进北平也是去赶考的。……要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总之，不希望重蹈李闯王的覆辙。

对于李自成的跨台，历史学家众说纷纭，有的说是骄傲导致失败、有的说腐败是跨台的原因，再就是从农民的狭窄性去寻找败北的因由。

非常遗憾的是毛尽管十分小心，而且又十分有预见性，但仍不免重演了李自成的悲剧。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后便养尊处优，深居简出。他只让下属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而下属总是报喜不报扰。主要是他的自我感觉太好，敢于如实反映情况的人多被打入冷宫或迫害致死，例如秘书田家英到四川调查后如实说了农村饿死的人数，便被指为不怀好心，打成了反革命。结果，田吊死在毛的书房内。毛也怕吊死鬼，只好搬到游泳池去住。我翻来覆去查看中共历史，似乎仅有彭德怀一人敢于矛头指向毛。五十年代先是反对每周两次在中南海举办的舞会，以后又看不惯毛腐化的宫廷生活，直指毛有后宫佳丽、粉黛三千。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上了万言书。直截了当地指出大跃进得不偿失。以后，朝鲜战争，才华出众，精通多国语言的毛泽东唯一健全能干的儿子毛岸英又死在彭德怀的司令部里，因此，彭德怀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我们再反观“甲申”的另一主角∶崇祯皇帝，思宗朱由检。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多才多艺的君主。他善书法、诗文、其书法“龙腾虎跃”，气韵非凡。

崇祯皇帝的失败，史学家作了种种解释。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崇祯一朝“有君而无臣”。他有心为治，却不识用人之道，他疑神疑鬼，驭下苛严，最后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最为典型的事件，是思宗听信宦人诬告，将“不爱钱、不怕死”，能征善战的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闽省。在此之后，他又密令杀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等于杀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一名悍将。贺人龙被杀后，农民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思宗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

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旗一般，轮换了50人，其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两人在《明史》中都列名于奸臣传中。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也换了17人，这些尚书不是被处死，就是遭牢狱之灾，大部分都不得善终。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巡抚被戮者11人。在文臣武将动辄遭罪被杀之后，崇祯本人也地地道道成了“孤家寡人”。当李自成兵临城下，他已是众叛亲离，在1644.3.19上吊自杀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一人陪伴。说了这许多思宗的旧事，无非是说明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往往会出现惊人相似的两页。朱由检与毛，不仅书法风格一致，其多疑与责下苛严，也如出一辙。

自古以来，“飞鸟尽，良弓藏；虎狼死，走狗烹”的历史闹剧周而复始地上演。原因就在于，在帝制的专权社会结构里，帝王与大臣的关系是主仆关系，若以经济学的观点考察，则可称之为∶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由于皇帝的收益奇高，他必须时刻警惕代理人谋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出谁会造反，套用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术语∶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可能知道自己想不想造反，但皇帝却不清楚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在不能靠信息辨别忠奸时，皇帝只能区分两种人∶有能力造反的与没有能力造反的。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所以，只要是独夫天下，屠杀功臣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正像人们常说的∶“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

魏征在《贞观政要》里提到: “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诸如此类对于骄傲之祸的警示告诫可谓极尽周祥，但为什么所有这些苦口婆心对于后来的执政者却总是春风过马耳?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人是需要监管的生物。勿论是高尚的人，还是低俗的人;是孩子，还是大人;是领袖，还是普通老百姓;是打下江山的帝王，还是战功赫赫的将相。没有监管与制约，就成为希特勒、斯大林、萨达姆……。然而要怎样对人监管呢? 要怎样对一群人，包括政府实施监管呢?我们回到360年前的甲申，不论对明王朝还是对李自成来说，都是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而导致的灾难。靠百姓自发的力量是无力与统治集团的权力抗争的。从万历27年至42年，即1599—1614年期间，全国各地的市民反对统治者暴行的抗争此起彼伏，人们甚至杀死作恶多端的征税太监，将其流氓走狗捆绑起来扔到河里。然而所有这些激烈抗争不仅不能真正制衡权力的专制性，反而都在统治者的血腥报复中归于惨败，其结果又直接导致了甲申之变的爆发。

与此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在英吉利的伦敦市民坚决抗议国王对他们经济活动的横加干涉，而这一抗争却是以宪政制度构架为依托、以宪法传统为武器的:国王关于在伦敦从事建筑和禁止用小麦生产淀粉的新规章，激起了1610年表示不满的请愿。而英国下议院的裁决却以〝民告王〞的胜诉而告终。这种在宪政基础上国民权利与王权之间的博弈，其结果当然迥异于甲申前后崇祯、李自成、张献忠等之间的逐鹿。

所以，中外的17世纪史，分别从正面与反面证明:通过〝法律传统〞而确立〝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这是使社会免于〝专断统治〞之祸惟一有效的制度方向;同时，这也是甲申惨祸能够给予今人的真正教益。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缺乏的正是〝法律传统〞;多余的却是〝人治传统〞。这种传统的颠覆不是靠〝嫁接〞或〝无性繁殖〞所能解决的，而需要实施转〝转基因工程〞，从细胞层次上进行手术，要想治本还需寄希望于中共高层自救的觉悟，恢复并履行毛泽东联合政府的许诺，真正施行以全民直选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不要老百姓一提民主，便气急败坏、舞刀弄捧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其腐蚀作用，与无数的金钱对一个贪婪的人的灵魂的腐蚀作用是一样的。河北省委秘书长李真在临刑前对儿子说∶“不要做官，权力和金钱不是好东西，它们不会给你带来幸福。”可惜李真是死到临头，才有了这份觉悟，显然是迟了一点。我想无论是一个党、一个领导集团、一个领袖。总有觉悟的时候，只是迟早与时期的问题，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耐心，即便是铁树也是会开花的。

邓小平曾说过:共产党要倒台只可能倒在自己内部之中。中共有七、八千万党员，同时，又限制民主党派只能以3％的比例发展。在中国国内没有一个党派的力量能取代共产党。回到360年前，清兵能长驱直入，也是因为汉民族内部矛盾的总爆发所至。整个满族人不过数百万，是倦缩在长白山下的一个小部落。满族首领皇太极先是靠吴三桂开路，又绞尽脑汁，收买了明朝大将洪承畴，用汉人打汉人，最终建立了满清帝国。北京天坛有个七星岩，代表了明朝版图内的七大山脉，清王朝建立后，虚荣心发作。在七星岩边上加了几块小石头代表长白山。日本侵华，也采取相近的做法，收买了汪精卫，靠汉奸伪军，还是用汉人打汉人。

甲申之变，给人留下的教训，众说纷纭，从历史上看，中国这个宠然大物是不可能分崩离析的，这是由它的特有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作家朱苏进曾说∶“几千年来中华王朝自成一体，它即使崩溃也不肯散失，它时常被异族一剑穿心了，可后来那胸中热血竞能融化掉穿心之剑！”但中国又是十分脆弱与松散的。几千年来，造成了数次外族入侵，如元朝与清朝汉民族便受外族人统治。为了不重踏覆辙，确实需要认真的整改。彻底清除王权、“亚皇权形态”、清除腐败、清除愚民思潮、重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认认真真着手对民众的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给百姓更多的话语权，给他们“当家作主人的机会”，认认真真着手“还政于民”的工作。在构筑物质长城的同时，构筑无坚不摧的心理长城。这样，万一再遇外族入侵，便能进入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不再有洪承畴，不再有汉奸、伪军之类的事情发生。

甲申之变后的二百余年，辛亥革命，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由于当时皇权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过于庞大，想当皇帝的人太多，袁世凯、曹锟之流过几天皇帝瘾也好。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未能实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最低纲领虽然实现了，但汉民族没有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其外患之虑就不能完全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