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是生存的解说词

何为文化？我问过青年朋友，他们总是不知所云，说不出所以然。我又请教年长一辈，却总是遭遇惊骇与痛苦的表情。更谈不上回答问题了。我估摸这些上了年龄的人，一听到文化，就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至今仍心有余悸。

20世纪，中华民族先后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整个民族却对文化现象无比陌生，得了“集体失忆症”。这令人震惊，也使人大惑不解。于是我开始产生了解其中谜团的欲望，步入探索这个谜团的另一种“文化苦旅”。

一开始，万般无奈，我像一个小学生搬来辞书，上面说∶“一般认为文化是人类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种解释相当抽象。经过一段琢磨，头脑中渐渐有所体会。例如∶当年诸葛孔明摇着羽毛扇驱暑，借助旗鼓、号角，号令三军进退；而现代的司令员则在空调房内，敲着键盘，对着屏幕指挥作战。这些都是不同层次的文化现象。其中都包含了物质与精神的成分。

文化包括物质与精神的成分，是否有主次之分呢？我又查找一些资料。多数人认为精神文明应是文化的核心成分。例如上海“文化研究所”的曹世潮就认为：“文化是特定人群普遍自觉的观念和规则系统。”

文化肯定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说到社会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一个人与人、人群之间协调共存的组织形式。我们可以将社会浓缩成一个许多人排队取水的场景。接水的人很多，提着大桶、小桶，谁都想排在前头，特别是拥有大水桶的人，挤在前头，既省时间，又一次可提回很多水。如果水源不甚充裕，那么接水的队伍可能就会引起混乱，而越乱，大家就越取不了水。于是，如何有序地取水，如何兼顾个人与整体的利益就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被提出。

排队接水本是一个数学问题，数学家的意思是如何排队，才能使排队取水的整体效益最大？即整体所耗费的时间最少。答案很简单∶按水桶容积自小到大排列最为合理，整体所耗费的时间也最少。

我们回到社会中来，那些提着大水桶接水的人，是大户，势大，令其排到队末，谈何容易？所以，社会的有序运行，合理运作是个复杂问题。那些从事水源的管理，制定供水时间、供水办法的人，我们称之为政治家；那些制定供水秩序并维持这种秩序的人，我们称之为法学家。这种秩序与规则就是所谓的“法律”；还有一些人从事水源的保卫工作，防止与驱赶“外人”掠夺水源，我们则称之为军人。以上所说的政治、军事、法律都是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硬功夫与硬手段。这些硬功夫、硬手段都是强制性的外部力量。而社会单靠强力的管理与约束是不可能维持稳定，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的。因为客观世界、自然规律是对立统一的。社会的正常运行也需要刚柔相济，阴阳互补。所以，支撑社会的软手段，软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什么是维持社会的“软功夫”与“软手段”呢？亦即什么力量能使众多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需排到队前的人都能心平气和地站在他应该的，合理的位置上呢？什么力量能使众多有需求竞争与矛盾的人们和睦共处，甚至互相谦让呢？社会正常运行的需求既然可以产生政治、军事、法律这样一些观念，并形成了政府、军队、法院这样一些组织。那么，它也必然可以产生宗教、科学艺术、伦理这样一些观念，并深入人心，影响人们的行为、举止，使他们从善如流，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的人，都具有人性，都远远脱离远古祖先所遗传下的兽性。

宗教、科学艺术、伦理都是人类对于世界秩序的追寻的外显，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不断通过基因，通过代代相传的理念，不断沉淀起对美好的世界秩序的憧憬与期盼，这种憧憬与期盼便形成了各个民族的价值观与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不可动摇的，它决定了各个民族的文明选择与政体的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或说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强调人的本份，或说名份，在排队取水的过程中，每一个人应站在什么位置，大家都心中有数。这样尽管队列排得不尽合理，但少了司法、监察、监督、军队、武警等一大批人的管理成本。清末，有一个德国人来到中国，很惊奇于北京城外没有警察。他就在中国住了下来，读中国书，成为一个汉学家。中国文化就是擅长于“潜规则”、“软功夫”、“谦让与宽容”而缺少的是竞争与个性。这样的文化氛围往往会被少数统治者钻了空子，胡作非为，奴役百姓。所以，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以为然。已经离去的王小波生前就很情绪化地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些人际关系的东西，值得去深入探讨吗？但是，从价值观失落，无所适从的中国生存状态下，重新探寻先哲构筑中华文化的思路，摸索与建造中华新文化，我觉得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文化，按西方人的说法，英国人最先叫做Civilization，我们将其翻译为“文明”；德国人称其为“Culture”，我们将其翻译为“文化”。这都是近二百年的事。而讨论这些概念，中国己进行了两千多年，易经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说∶“天下文明”。

关于文化，龙应台写过一段很精彩、翔实的文字，她说∶在台湾南部乡下，我曾经在一个庙前的荷花池畔坐下。为了不把裙子弄肮脏，便将报纸垫在下面。一个戴着斗笠的老人家马上递过他自己肩上的毛巾，说∶“小姐，那个纸有字，不要坐啦，我毛巾给你坐。”字，代表知识的价值，斗笠老伯坚持自己对知识的敬重。对于心中某种“价值”和“秩序”的坚持，在乱世中尤其黑白分明起来。今天我们看见的巴黎雍容美丽一如以往，是因为，占领巴黎的德国指挥官在接到希特勒“辙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一座古城。梁漱溟在日本军机的炮弹在身边轰然炸开时，静坐落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文化和教育问题。二者对后世的影响或许不同，“抵抗”的姿态是一致的。……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对破坏这种“价值”和“秩序”有所抵抗，就是文化。

文化是时间与空间的复变函数。文化是积累形成的。它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的文化显然比美国的文化积淀深厚的多。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富有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其丰富的积淀。除此之外，文化还与空间与环境密切相关。玛雅文化的消失，就是由于其环境的变迁造成的。现在西方流行一本书叫《国富国穷》的书，美国经济学家兰德斯在书中从地理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北部国家富有，而南部热带国家贫穷。

中国的地理环境处于温暖、湿润的北温带，适于农耕，古代中国人不必像欧洲人那样为生存而残酷竞争。中国在知识并未广泛传播时，成功的维护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的观念在先秦之前就已成型，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擅长——以情感为核心的文化氛围。所以中国没有AA制，也缺乏强烈的竞争意识。它是农耕文明繁荣的结果。

同处中部文化带的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也是以情感为特征，但表现程度不同，中国的情感是世俗化的，而阿拉伯伊斯兰教国家是严峻的，究其原因是沙漠的恶劣环境所酿成的。

在北纬30度以下的南部文化带以印度为代表，由于农业资源丰富，抬头是香蕉，低头是稻米，自古不愁衣食，从而神学发达，文化擅长精神方面。

文化对个体来说是一种能力。对族群来说是生产力与竞争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人才的认识较为肤浅，认为学业有成，成绩好就是人才。但是事实说明：“会读书，读好书”的人并不一定事业成功。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化素养高的人,才是人才，他们I、E、S的Q值都居高。他们有较强的生存发展能力，所以成功的机率也高。

现在人们讨论人才与制度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最为重要的文化建设。顶尖的人才，可以精诚合作，搞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也可以上演最惨烈的争斗。我国一名在国外进修的博士生，因学术上的争执与心理上的不平衡，一口气枪杀了数名导师后自尽,即是一典型的事例。一个团队,刘、关、张、诸葛、赵云一应俱全并不一定就有战斗力。如果缺乏富于凝聚力和团结精神的文化，这个企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

我们所说的人才，他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可能是有用的人，可能是无用的人；可能是大有作为的人，也可能是无精打采的人。对于一个群体也是这样，在有些地方，人和人之间互相信任、友爱，路不拾遗。但是另外一些地方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相互为害，不得已要给门户按上防盗门。而各种有形与无形的“防盗门”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它们将无法与不需装“防盗门”的企业和社会竞争。

内耗型的文化损害经济增长，反过来，合作与诚信文化将如同科技创新一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承认科技是生产力，我们为何不承认文化是生产力？

一些思想的先行者最近提出：全球竞争的帷幕是层层拉开的，继资源、管理、科技和人才竞争之后，最后一层帷幕拉开了，即文化战略的竞争。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文化振兴与文化建设的工作。没有理由不充分重视文化对族群所从事的行业支持，使国民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成为乐趣，使众多条条框框的约束，都成为每个人自发的自律与需要。所以我国新一届的领导人也将文化建设定位于国际竞争力上，号召全党深刻认识加强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同时，更加自觉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说到这里顺理成章，还要继续强调一下文化振兴与文化建设的必要性。邓小平一锤定音，敲定中国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之后，就不失时机地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号召。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人最大的教训就是必须建立，经济 — 法律 — 文化,相互配套协调的社会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只能生长发育于有良好的文化氛围的社会土壤之中。很难设想在一个坑蒙拐骗泛滥、三角债盘根错节、腐败与裙带风盛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之树如何常青？

许多人都相信：“仓廪实而知礼节”，但每个有客观求实精神的观察人士都会发现：钱多了，物质生活好了，道德滑坡了。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美国人一直抱怨中国工业品倾销美国，但是客观地说，美国文化产品对所有的国家几乎都是顺差，我们的影院90%上演美国“大片”，再如NBA、可乐、麦当劳、迪斯尼乐园、托福考试……铺天盖地的文化输出，构成了一个超级大国的绝对优势。难怪美国学者不无骄傲地宣称：“假如将来有一天，美国的原材料枯竭了，美国的工人也不愿工作了，但只要全世界还向往美国文化，我们在市场上就仍是不可战胜的。”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竞争力处于劣势。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察，同样说明：不是经济发达了人才变好，而是先有一批守规矩，讲诚信的好人的身体力行，然后才有发达的经济。即“知礼节而后仓廪实”。从英美文化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就是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先有“清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后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美国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并没有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而是过着极为普遍的平民生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一颦一笑可以左右股市的涨落，可他手中并不拥有一支股票。

改革开放二十余载，我国经济建设已取得辉煌成就，钢产量居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三个航天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居世界前列。但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文化竞争帷幕的拉开，联合国将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标准的GDP指数换用HDI（发展指数）取代。HDI主要着眼于以文化的角度评估一个国家，它包含环境、扫盲率、科技研发能力、平均寿命、国民福利、道德水准等软指标。据联合国1998年公布的数据中国HDI排在参评的174国的106位。……许多学子梦寐以求的清华、北大，在世界上的名次也位居百名之后，我国大陆的学者，尚无一人荣登诺贝尔宝座。凡此种种，都说明了我国文化建设工作任重道远。而且时不我待！

综上所述，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所好我们还拥有比较雄厚的文化资本，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所谓传统文化就是民族与国家的根基，大树被毁只要根还在，仍然可以“春来发几枝”。根基被毁，生命也就终结了。这个道理显而易见。李敖曾说过一段很中听的话，他说∶“我觉得谈政治问题太小了，政治真的是一时的，可是文化是永久的。当年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提到一个问题∶汉武帝伟大还是司马迁伟大？结论是司马迁伟大。汉武帝折腾了一辈子，不可一世，可是他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以及他悲惨的人生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许多学者反思历史，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天主教的被毁有关。以至苏联的解体也与东正教的取缔相关。西方传统文化的依托是宗教。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人们的经济伦理提供了可靠与丰富的源泉。对于一个教徒来说，他做一样工作，生产一样产品，并不仅为工资，为谋生而做，而是为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美国总统上台，也首先要手按圣经发誓：要对上帝负责，在他们心目中，上帝是公平、公正竞争的主持人。所有面值的美钞上都印着In God we strut!（我们只信仰上帝）……这些是他们的精神依托，是这些西方人“普遍自觉的观念和规则系统”。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他们制定法律，进行科学研究。我们无需抱怨牛顿在晚年转而专心研究神学。几乎所有的西方科学家都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结。爱因斯坦为了量子理论的“测不准原理”等问题与玻尔几乎争论了一辈子，最后没辙了，迸出一句话：“上帝从不掷骸子。”这是他们的情感世界与思维方式，认为奥妙无穷的客观世界一定有一个无处不在的造物主在维持着有序的、美妙的、和谐的世界。

 相对洋人来说，我们的世界观比较模糊，老子的《道德经》开宗明义的两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概括中华民族的理念：道，宇宙的本源，可以说说而已，但是不能说清楚，常,恒久不变也，宇宙、自然、客观规律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的，中国人的思维真是猴气十足。名者、名义，人对事物的看法。“非常名”：也是可以变化的。知道了这些道理，就不难明白，中国的政策为何那么灵活，更有甚者，在许多红头文件的结尾还要附加一句：该规定之解释权归……。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诠释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所以也可以说∶文化是生存的解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