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就是生存权，这是颇为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问题在于如何理解生存权？像阿猫阿狗一样过日子，也是一种生存。若是做富裕家庭的阿猫阿狗，其生活的物质水准恐怕也不低于穷苦人家。因为富人家的猫狗还有宠物罐头受用，普通百姓家恐怕不见得天天可以享用罐头。
这又牵扯到前言所说的生存质量问题，回顾了数十年的生存经历，生存质量如何？从本身来说，我是读书人，虽然有过一段历史，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但那毕竟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历代王朝，读书人都是权力集团的外围组织。属于“士”的阶层。士、农、工、商。其排序还是靠前，更主要的是∶我安身立命于“教书匠”的行列。沾上了“国家公务员”的边，可以终生享受国家的薪俸。其经济收入，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比从企业岗位上退休的朋友们高出许多，更比广大的劳动阶层人士优越得多。问题在于，我今天尚可安身立命、衣食无忧，但是，也可能有很大的机率成为一个下场悲惨、衣食无着的人。这就是生存质量的第一个问题，即生存安全度问题。比如，在文革中，我只是虚拟式地摸了一下韩先楚的“老虎屁股”，便遭隔离审查三个月，以后“30办”又穷追不舍，在山村小学里跟我周旋了一个多月。若不是赶上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便逃不了牢狱之灾。我的一位同行，只因为在文革后期说错了8个字，结果抓去关了800天。四人帮倒台之后，我与军宣队冲突，也差点被抓了起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十几年后，因为在报纸上写了一篇“豆腐块”文章，也差点惹出大麻烦。
中国人，一不小心就有机会进班房。从国家主席直至庶民百姓。而且，他们进去的原因不是因为触犯了刑律，或是男盗女娼这类事情，而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是也不是的话，写了不该写的字，对也是错的字，如此而已。1956年秋，中国动物学会在青岛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生物学家朱冼在会上说：1744年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大帝因为讨厌麻雀的叫声，且偷吃果子，就下令悬赏灭雀。结果麻雀没有了。果树的害虫没了天敌，果树也结不出果子。大帝被迫收回成命并从国外引进麻雀。朱冼认为，我们是否应当灭绝麻雀应当全面考虑。1962朱冼因病谢世，但因为替麻雀开脱而得罪了提倡“除四害”的毛泽东，他虽死也难逃厄运：坟被掘，碑被砸，尸骨曝于荒野。类似因言获罪的事不胜枚举，与封建时代的文字狱毫无二致之处。还有一种就是糊里糊涂代人受过，直到最近，类似于“佘样林杀妻案”的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什么“杀妻骗保案”、“处女卖淫案”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冤案的事主进了班房之后，无一例外都要挨一顿好打，脱一层皮肉。人人都怕那一天赶上“飞来横祸”，所以，中国人的脸部表情都不甚开朗，少有欢天喜地的时候，逢人只说三分话，怕的是“祸从口出”。
除了人身的安全之外，还有一个财产安全的问题，上世纪50年代农村实行“土改”；城市实行“公私合营”的赎买政策。其主导思想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财产。它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的推翻剥削制度的理念。包括暴力革命（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以及实行计划经济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这些马列主义的灵魂，已经被仅存的几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束之高阁，中国共产党也在最近的一次党代会上也郑重宣布“保护私有财产，发展民营经济”。尽管这样，由于长达半个世纪的“革私有制的命”，在人们的意识深处，特别是官员的头脑中的影响根深蒂固。为了“经营城市”造成了城市边缘大量的失地农民。城里人的几代祖居，只要划入红线，也是“拆你没商量”。占地与拆迁成为官民矛盾与“上访”的热点。在底层，“革私有制的命”的后遗症，就是所谓的“大家拿”问题，公物顺手牵羊、随意破坏，私物也是“拿（偷、抢）你没商量”。就拿自行车来说，自行车加锁在世界上是“只此一家”，尽管加了锁，有时还是双保险，但丢车还是每个国人不可或缺的一个记忆，就我们一个小家庭，十余年下来，丢失的自行车包括电动车在内不下二位数。另外，小偷登堂入室拿你东西也是习以为常，尽管各种形式的“防盗网”构成了城市大街小巷的一道十分耀眼的“风景线”。在公共场所，拎包、行窃的队伍也是十分宠大的，2004年春节，有个贺岁片叫《天下无贼》，内容竟是描写几伙老贼在火车上比拼行窃技艺，真的好讽刺。
生存质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生命效率低下的问题。你为了做一件事，需要花费十倍的精力，疏通关节，做些很无聊、很费神、很下作的工作。我在省直机关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每做一件事，或要下发一个文件，都要与十余个处室的领导人会商，其中只要一个部门或一个人行使“否决权”，那么，你所有的努力，便前功尽弃，省教委有二十多个处室，你跟处长打交道都得毕恭毕敬，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上司。你得学会长久的守候，学会投其所好。你得学会当“孙子”，尽管都是为了公事。很重要的一条，你对他们的无知不能有丝毫的表露，而要以无比的耐性，像幼儿园阿姨一样，向“首长”解释简单的事理。由于这些原因，几年后我还是选择离开了“衙门”。
离开机关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户口指标”的问题。上个世纪，政府逆世界潮流，采取了严格控制城市人口的措施。要进城，首先得花九牛二虎之力拿到“户口指标”。如上所述，为了解决夫妻“牛郎织女”的生活，我进行了近二十年的“长征”。为了回家乡工作，我一人顶三人的工作，努力表现。最后，还是功亏一篑，直到退休，才最终回到家乡安家。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德化仙荣学校调城关德化一中任教，办好了调动手续，因故要等下个学期才正式上任，我将户籍证明放在身上自我保管了半年，结果，要将户口落户城关时，又遭拒绝，说我违反了户籍管理条例。又是交涉、吵闹、顶牛、检讨，折腾了好几个月。为此事我曾写了一篇小品，将题为“户口小结”的一张小字报贴在了食堂的墙上，就餐的同事看后直喷饭。
“户口指标”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中国一绝。它是影响国人，特别是农村人口生存质量的一大问题。说到户籍管理制度，必须提及它的首创者，战国时代的齐国人 — 管仲，他是整个封建管理体制真正意义上的“总设计师”，齐国的统治者将他尊为“仲父”，可见其身价的份量。在可操作的技术层面上，他制定了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措施∶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民术。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发达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弱民术的主要政策就是重农抑商。由于国家强行堵塞了经商致富的渠道。为专制君主服务，入仕或做官，便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惟一及最佳选择，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特色。在官本位体制下，任何人要生存与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级负责，绝对服从上级，又必然导致残酷的逆向（精英）淘汰。这种制度上的悖论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漫延到毛泽东时代甚至延续到改革开放的前期与中期。到了21世纪的胡、温时代，国企的低效率以及国企改革的举步维艰，促进了政府考虑给民营企业开条生路。弱民与愚民的传统思路有所收敛。由于与“国际接轨”以及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必须推进城市化，城市户籍准入的坚冰亦被打破。从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城市户口”，现在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而什伍保甲连坐制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在逐渐散失其威力。只是在北韩金正日手里，还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杀手锏。
户籍、成份、思想的禁锢，构成对国人生存的种种约束条件。很多人抱怨现在的学生缺乏创造性，这种指责加在青年的头上是不公正的，这其中虽然有教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根源在于社会。长期以来对人的各种约束，必然潜移默化影响到人的个性，数学上方程式的边界条件越多，这个方程就越难解，甚至于无解。许多才华横溢的人，终其一生，在困难时期的排队购物中、在应付无尽的政治运动、无尽的“例行手续”中、人的“精、气、神”慢慢被消耗殆尽，成为一个庸碌无为的人。所以说我们的生存效率是不高的，但随着国门的打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迈进，这种情况逐渐在起变化，向好的方向发展。
关于生存质量还要说的一个事情，就是“生存陷阱”问题。股市，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敢于吃“螃蟹”的人，先入为主，也有在股市里赚得缸满钵满者。可是好景不长，股市很快转变成一个“圈钱的机器”，成为舞弊者的一个“黑洞”。1992年，我在省直机关工作时买了厦门海洋实业公司3000股原始股，到1995年海洋集团上市，我只好到证券公司开了户，从此被卷入股海。开始，我满怀信心学习投资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结果屡试屡败。原来中国股市是彻头彻尾的投机市场，绩优股无人问津，亏损股ST、PT被恶炒，有句话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正可以用来形象地描述中国股市。马克思说过∶“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也不会带来利益。”但在中国股市，这句话失去了意义，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婆在股市里胡敲乱打，或许还碰运气赚些钱。到2005年止，中国股市跌入了最低谷，整个股市“蒸发”了数千亿人民币，其中不乏许多基层散户的血汗钱。被永久地吸入了这个陷阱。
另一个生存陷阱就是医病了。在中国生病是一件很遭罪的事，不仅身体难受，到医院诊治，又是一场宰割与反宰割的殊死博斗。你得了感冒，有时医生也要求你做CT、做B超，反正花钱越多越好。一个国外回来的华人讲述了这样一件伤心的故事∶他的中
其实百姓对生存的期盼很低，只要过日子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大盖帽”或是地痞骚扰。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胸前，时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必担心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被扔在街上。到食杂店买奶粉的妇女不必顾虑她买的是否“大头奶粉”。沽酒的老头也不必担心他买的酒是否假酒，喝了会不会瞎眼。小学生上学路上不必担心自己被骗子拐走。打鱼的人张开大网抛进水里，不必担心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到城里闲逛的人，看见穿制服的人向他走来，不会惊慌失措，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到机关去办理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秋夜寒灯下的读书人，听到巷子里杂沓的人声，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烧毁。为官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饭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人士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通民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兵戎相见。如此而已。这是女作家龙应台对祖国社会的一些期盼，一些梦想。
我呢？我的梦是什么呢？我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处于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的交替阶段，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人要改变习惯是痛苦的，同样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也充满了彷徨与苦闷。这是黎明之前的黑夜。我在这即将破晓的夜里，迷迷糊糊作着许多梦。我不像马丁·路德·金一样，梦想白人与黑人的孩子可以同坐在一张课桌上读书，可以同乘一辆巴士。不是的，在中国没有种族歧视，相反，在中国少数民族享有许多特权。他（她）们可以不必计划生育，他（她）们的孩子考大学可以降分录取……。2000-2005中，国家新增人口大约4100万，其中汉族2300万，其余均为国家优惠政策下的少数民族。汉族新生比例不足60%。再过一个世纪，汉族大有沦为少数民族的可能。
当今的中国只有经营者对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歧视。中国现在最弱的弱势群体就是病人与学生了。民间流传一句很有概括力的话：“一人上学，家徒四壁；一人生病，四壁漏风。”我不敢有太多的梦，我只梦想中国的制度缺陷能得到修补。具体说，我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大人就医，不会被宰；小孩上学，不至变傻；妇女上街，不会被抢；矿工下井，不会被埋。
在夜里，在梦里，我的爱不偏不倚，爱之越坚，恨之越深。我热爱我们国家历史之久远，文化之深厚，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在这海一般多的人之间，必然要产生引领世界科技新潮流的似邓稼先、王选一样的科学家，产生章子怡一样出类拔萃的艺术家，产生姚明、刘翔一样杰出的运动员。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能够博采众长以克服自身的缺点，民族的兴衰是有其自身规律的，汉民族曾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前面，引领过世界的新潮流，以后，文明的接力棒传向西方，上个世纪以来，这根魔棍又传到日本人手里，现在中、印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正蕴酿着收回这根文明的接力棒。我期望着迎来黎明，迎来民族的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