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何如此步履维艰? 在求解无数数学与物理的难题的间隙，我也试图解答这个问题。我从几个方面寻找这个复杂问题的答案: 其一，共产党自成立到全面夺取政权整整花了28年时间，浴血奋斗，牺牲了无数先烈，得之不易的东西，是弥足珍贵的。所以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也是在情理之中。林彪曾说过:要牢记夺权的艰难、丢权的危险与保权的重要。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1957年反右运动的前奏是整风运动，经过不断发动。民主人士开始讲话了，一讲到权力问题，毛就按捺不住了，他说:“三权(指人、财、行政管理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打了这么多年仗，死了这么多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这句话己将党的权力观阐述得一请二楚、毫不含糊、透彻明白、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反右与文革之后，又经历了“6.4风波”,人民再也不提权力的事了。任其一党专政。而绝对的权力，除了带来绝对的腐败外，更与民主无缘。其二，就是历史的原因，中国封建王朝几经更替，延续了二千多年，其影响根深蒂固。1949年后虽说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到1976年毛泽东寿终正寝为止，也还是一人独大、一党独大的准王朝。毛经常说:请各路诸候进京议事。并非随便说说。完全是皇上的口吻。8341部队也全然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御林军。里三层外三层将皇上与臣相隔离开来。百姓更是不能一睹皇上的风采。外国元首能见到毛更是受宠若惊。其三，就是百姓本身的问题了。中国人中，铜碗豆太少，得软骨病的人又太多，许多人是骑墙派与墙头草，溜须拍马的能手，中国人能拍、会拍，是享誉全球的。里根总统访华参观西安兵马俑时，特别下到坑中，拍着陶马的屁股说:让我也拍拍马屁，不知是对中国拍马术的恭维还是一种故意的调侃?西方人也拍马，叫做“To curry favor”，“curry”是梳理的意思。多半是讨好人，不给人难堪的一种说法。是“拍马”的初级形态。与中国的拍马术、马屁拍到点子上，是不可同日而言的。因为林彪在中国的拍马史上登峰造极，使得全国有此爱好者趋之若骛，在一个历史时期中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拍马浪潮……。拍马是一门专业的学问，关键是要搔到庠处，使当事人极为舒服，才算拍到点上。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年因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听了,老大的不高兴 ，林彪很快就摸清了他的庠处,便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事情出了毛病,造成了困难,总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毛听到这一席话舒心得很，出了会场，边走边说∶“林彪的话,讲得多好哇,要是党内领导人,都有他这个觉悟,事情就好得多了。”林的这段话，堪称拍马学之经典。后世若有人撰写《拍马学》绝不能漏掉这句绝唱。
季羡林在晚年曾遗憾地指出57年真正的右派太少了。要是全国有一亿敢说真话的右派，反右运动就不太容易了。有一所大学里的右派曾说过这样一段辛酸的话:“我错就错在自以为聪明。先是和苏联人争辩，再是和系主任理论，。其实，我谁也不反对，只是比他们多读了几本书，有了自己的看法，不愿人云亦云而己。学校里留过洋的，比我读书多、明事理、阅历广的教员大有人在，他们会装聋作哑，我不会，非要说出皇帝光着身子，倒霉就倒霉在我这张嘴上。”我以为中国的事，坏就坏在: “他们会装聋作哑”上。可能是《红楼梦》看多了，王熙凤那一套“装愚守拙”的做派，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孔子有一句名言叫：“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造反派批斗年逾七旬的梁涑溟时，他回答的正是这句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有办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灭掉，也无法夺掉。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不可夺志的匹夫也少了些。另外国人奴性太重，甘当走狗与打手的人不在少数，巴金在90高龄还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目的就是展示这些奴才与走狗的真实嘴脸，让一些人反省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另外，也警示后代不要重蹈覆辙。早在1962年巴金在上海文代会的一次讲话中就说过:“我有点害怕那些手拿框框与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因为这些话，文革中张春桥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
正是有了这许多边界条件，所以在中国版图内实现民主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我与阿兵哥的较量，实际上是与一种势力的对峙。随着社会的进步，全球化浪潮的高涨，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我想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理想会有实现的一天。假设在三、五十年之后，中国实现了民主，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个像华盛顿那样的大政治家的出现。中国社会的转折，多半伴随着一个伟人、一个“救星”、一个“总设计师”的出现。中国有史以来有过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总设计师”。先秦时代首推孔子，他设计的社会，至少维持了一个统一、相对稳定的东方大国的存在。以后的商秧、二程、朱熹等人只能算是助理设计师。到了民国时代，孙中山又是一位杰出的“总设计师”，他的三民主义够中国受用数百年，可惜他英年早逝，许多抱负未能得以实施。邓小平也是一位“总设计师”，他力挽狂澜于既倒，而印象深刻地留在国人的心目中。
中央党校的俞可平去年发表了一篇题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开头是这样讲的：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对个别的人而言的，也不是对一些官员而言的；它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而言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的。坦率地说，对于那些以自我利益为重的官员而言，民主不但不是一个好东西，还是一个麻烦东西，甚至是一个坏东西。试想，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官员要通过公民的选举产生，要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与支持；其权力要受到公民的制约，他不能为所欲为，还要与老百姓平起平坐、讨价还价。单这两点，很多人就不会喜欢。因此，民主政治不会自发运转，它需要人民自己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官员去推动和实践。
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民主决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许多内在的不足。民主确实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成本；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如此等等。但是，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就是说，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随
的确，民主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它是一贴预防剂，类似于板蓝根对于感冒的作用。民主只能给社会一个试错纠错的机会，从中央到地方选上去的人犯错误，人民下次可以不选他，或以弹劾等手段罢免他。这样，错得少，纠正得快，天长日久，国家就走向强盛。这与治病一样，以预防为主，不是急病乱投药。问题是中国自晚清的戊戌变法以来，一直都还没得到这个试错纠错的机会，这就成了忧国忧民的人的一个心病。
关于“民主”。我想这绝对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最近，郎咸平在清华有个演讲，他也指出∶民主与舆论监督并非万能的，香港在回归前也较少民主，乱说乱动的人经常被递解出境，但当时香港因治理有方，仍然是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当今的东南亚各国∶印尼、菲律宾、泰国也算是民主社会，但不见得就是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所以，民主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与经济、国民素养、制度设计、政府执政能力等等方面都有关系。
在世纪之交，曾有一部大型历史电视剧叫“走向共和”以后很快就被叫停。但是，中国最终是要“走向共和”的，共和政体的理念是:“公”“共”“和”。即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国家的治理是公民的共同事业，而且，还要以和平方式来处理公共事务和政治纠纷。(华盛顿在立国时，考虑得更为彻底，即民选的政府不能反映民意，甚至走向独裁，那么人民怎么办?考虑再三，他毅然决定在宪法中赋予人民推翻政权的权利，即公民拥有自卫武器的权利，至今美国的民众仍拥有这个权力)。实现这个目标，必需在民主的基础上对多数人的权力加以限制，必须规则至上、宪政与法治。而要实现这些目标，要跨出艰难的第一步就是自下而上的选举。纵观当今世界，具备选民基本素质的国家并不多，舞弊、贿选、甚至将选举演化成全武行也屡见不鲜。真是“路漫漫其修远亏，吾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