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

1976年，年迈的毛泽东辞世，根据他的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白条。“忠厚少文”的华国锋即位，华在解决了“四人帮”问题之后，便立即上演自己新一轮的“个人崇拜”游戏，大量印发标准像四处张贴，其规模不亚于当年的“红海洋”。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做法。当年林彪为了不可告人的阴谋，在幕后导演了“个人崇拜”的闹剧，将十亿国人推入苦海，最后连毛本人也觉得恶心。暗示他别再闹了，并对自己的心腹说:“为打鬼，借助钟馗。”现在，这个华国锋又玩弄这种把戏，实在令人心烦。马克思似乎曾说过:历史事件往往出现惊人相似的二次，而重复的第二次则成为悲剧。历史上玩弄个人崇拜的，不见得都有好下场，毛泽东在世时，全国就塑了数万尊石膏像，有的一个大学里就塑了好几尊，一字排开。毛自己也觉得难受，说是谁出的主意让我日夜为人民站岗?他死后又破膛开肚，塞满浸透福尔马林的棉花，供人瞻仰。罗马尼亚有个齐奥塞斯库也是搞个人迷信的行家，他演说间隙台下通常都要鼓掌3---5分钟，可是，以后人民受不了了。就把他夫妇俩双双吊在电线杆上。原来齐氏做报告时台下都有特务在观察，谁先停下鼓掌，谁就有麻烦缠身。现在全世界继续玩这种把戏的恐怕仅有金正日一人了。而且玩得更到位,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上司,到过朝鲜,并登上检阅台,目睹了金氏阅兵法,在金正日身前的架子上,放置一本厚厚的参加阅兵者的名单,广场上每走过一个方阵,旁边的待卫便翻开一页名单。┅┅一个国家,当它用相当精力待俸一个领袖,或说是独裁者时,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国家绝对是没有希望的。中国有句老话∶“架子是自己端起来的”所有的“权威”与崇拜以及“个人偶像”都是人为的产品，凡热心于搞“个人崇拜”的人，少有名垂青史者。相反倒是无意于名声者，常被千古传诵。

恩格斯曾说过：“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奇怪的是马、恩的弟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祭起了个人崇拜的大旗。这是历史的悖论。

崇拜也是爱因斯坦最为反感的人的劣根性之一。他多次申明，盲目崇拜权威是智商低下的表现，他身体力行∶生前不做头上有光环的领头羊，他拒绝出任以色列国总统。他要求死后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立纪念碑、对于自己苦心孤诣建立的相对论大厦，他一再强调，这不是终极理论，它将来一定会被更完备的理论取代。这样一位光华四射的伟大人物，时时处处把自己看作是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粒碎屑，其人文精神何其博大。当我不得不面对咄咄逼人、君临一切的人造权威时，我特别思念爱因斯坦先生。

 正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学校又进驻了“宣传华国锋”的几个阿兵哥。新来乍到便咋咋呼呼，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要管，一个华侨大学的下放教授的老婆患了神经病，她找到军宣队队长告状说:“我丈夫在澡房与别的女人搞腐化。”这个队长不分青红皂白便冲到人家家里兴师问罪……。类似笑话闹了不少。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坏在这些低素质的人的手里。他们文化水平低，见识浅，又特爱装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样子，仿佛天生的救世主。他们特别容易接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种邪说。所以“宣传华国锋”的重任便落到这些人手中。他们也兴致勃勃地担起了这个“神圣的使命”。而我打心眼里厌烦这号人。在王小波的作品里有大量的篇幅用以描述他与“军宣队员”之间的纠葛。其结论是他们也是一批受蒙庇的好人。我倒觉得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天生的孬种。与我冲突的那个阿兵哥回到部队后，因腐化罪被开除军籍。

一天，这个阿兵哥要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以开讲“宣传华国锋”的教义，听众情绪不高，会场稀稀松松散坐着一些教师。我端一张条凳坐在会场后排的一个角落。正像当年邓小平出席政治局会议，老是挨毛泽东批评一样:“耳朵又聋又坐背后。”明显是一种态度不恭的架势。阿兵哥招手示意，让后排的同志到前面就座。一些人出于无奈，三三两两往前挪了挪身子，只有我一人没有动静。阿兵哥恼火了，指名道姓叫我到前排坐，我还是无动于衷。这下他动了肝火，冲到我面前说为什么不听指挥? 我心平气和地向他解释:前排位置留给听力不佳的老教师是我一贯的风格，并说:“不管前排后排，能开好会就是好排。”我参照邓小平的句式说话，就暗示着我不吃你“宣传华国锋”那一套。这下子可惹怒了不可一世的阿兵哥，他按捺不住怒火，伸脚要踢翻我的板凳，动手揪我的衣服，这时，好几位老师插进来劝架。我才没有被揪上台去，重演小学一年级与青年时在农场劳改所遭遇的尴尬。那次“宣传华国锋”的大会，我始终坐在角落里纹丝不动。阿兵哥的宣讲也虎头蛇尾，草草收兵。

中国人习惯了领袖深居简出的神秘、一言九鼎的威仪和变幻莫测的高深。人们可能并没有觉悟到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沉淀着对封建帝王的仰赖和迷信。领袖成了人们心目中人与神的混合物。而我却认定领袖也是由精卵结合而成，经历无数次的细胞分裂而逐渐成型，这种认识不合当时的潮流，所以以后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平头百姓得罪权势，重则满门抄斩，轻则发配从军，那时，对于这些金科玉律我似乎全不在意，可见我是一个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人，至少说毛泽东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我身上是彻底的失败了。毛不像斯大林一样杀人如麻，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他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调子，并说: “人是可以改造的。你看，牛并不是天生给人耕田和挤奶的，马也不是天生下来给人骑的。还不是野牛野马，经过人的一手改造，牛可以耕田挤奶，马可以骑了。人难道不能改造?”毛肯定不知道也有少数不可改造，不肯成为牛马的人，比如我。有时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往往像改变一个人的鼻子那么困难——它们都在核心地位:一个处在脸的中央，一个处在性格的中心。经过千锤百炼改造的我，虽然当年各种评论都有，但是我的性格没有改变。当时比较经典的有如下几种说法: “此人像茅坑石又臭又硬”。比较客气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书呆子”。我的自我评价要高一些。我自诩是亮晶晶、响当当的铜碗豆。此后的几天，上至校长，下至校丁都劝我妥协，好好写份检讨交差，我都一概回绝。相持到最后，阿兵哥眼看制服不了我，便故作姿态，在一次大会上说: 根据最高指示，部队与地方冲突，部队应主动先作检查，意思是他是受命检讨，有一点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味道在里边。华国锋因为根基不厚，工操亦不到火候，光靠“二个凡是”也无法治理一个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位上苦撑一年就下野了。由自称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铁腕人物邓小平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