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道

1973年在德化一中教了一年初一的数学课，次年升任高三的解析几何课，成天与各种方程打交道。六年如一日，乐此不疲，对我来说纯数学的方程式要比解人生方程容易得多，人生方程含有太多未知数，同时解法无章可循。而数学方程是理念与逻辑的王国，习惯于规行矩步的人，漫步于这个王国，心满而意足。

在闽中复地，戴云山麓，放眼望去，是绵亘千里的山林，置身于高山流水，茂林修竹之中，我的精神逐渐恢复，智力发展，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我修历史、自学英语和日语。我的日语启蒙老师是参加过2.28起义的一个小头目，曾就读于日本工程学校的一个台湾人，因特务嫌疑而在一个瓷厂长期监督劳动，中日恢复邦交后，他经由日本赴美国，最后在夏威夷成了一个中国餐馆的老板，随着他的出走，我的日语水平也始终停留在启蒙阶段。我的英语断断续续学了下来，在英语圈子里，一些专业人员对我的翻译能力颇为欣赏，我的词汇量不多，但可以十分婉转地译出14行诗。靠了半桶水的英语，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帮了不少忙。在上海《世界科学》杂志社举办的科普译文竞赛中，我的一篇译作得到表扬奖。大自然丰富、宽阔、充满无限生机。人置身于大自然中精神会受到陶冶。它给你灵感与美的享受。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基本上说明了这个意思。进入中年的一段时期，我每年登一座名山，回来后便有一本著作问世。是大地给我力量，海洋与天空赋予我灵感。

又是一个命运的巧妙安排，我出道就接手两个“重点班”的教学工作，初一年段8个班级，将较有灵性的一些学生集中在两个班里。当时的教学环境十分宽松，学生没有太多的作业，师生之间谈天说地的机会就多了，没有什么隔阂，更不存在“代沟”，因为年龄相差无几，说是师生，有时更像兄弟、兄妹。记得有一次，班上几个女同学闯进我的宿舍大闹天宫，把枕头放在被窝里，然后拉我回去看“宝宝”睡觉……。

在课堂，师生关系依然十分融洽，我上课的风格一向是言简意赅，重点突出，不拖泥带水，这样可以腾出时间让学生思考与讨论，也可以讲讲相关的数学趣闻，讲讲哥德巴赫猜想，讲讲费尔马论证的曲折经历等等。我这样做无意中培养了学生的数学兴趣。1990年我回到德化，发现许多学生都成了中小学校的数学教师。这是否与我当年的数学启蒙教育有关? 自从1986年离开德化，许多学生仍与我保持联系，我也关心他们学业的成长。几次因公，路过德化，虽只逗留一天或数小时，只要有一、二人得到消息，总会围拢十几位学生，促膝谈心，无话不说，并且争相宴请，实有招架不住之感。初为人师，积极投入的工作，也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两个班的学生中大都已成栋梁之材。当上科、局长的不在少数。经商、办企业的大多发了财，有些还成了大款。也有几位出洋留学，也成了气候。

教师是我自小敬仰的职业，少不更事便佩服教师“无所不知”，稍大一点还羡慕教师所享有的两个假期，对于懒散与喜欢自由的我，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而今如愿以偿，做起事来自然是有滋有味。经历过文革，仿佛雨过天晴，又可以听到隐隐约约的对教师的溢美之词:诸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教师像烛光，照亮了别人，牺牲了自己”云云……。封建时代也把一代宗师孔夫子的身价抬得很高。所谓天、地、君、亲、师。教师爷的位置仅次于皇帝老子与双亲。但是由于教师不创造直接财富，因此其本身的实际价值并不高。流行的说法是“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因为教师的日常工作苦、累、杂，因此教师个人有成就者不多。它像撒向田间的化肥，营养了禾苗，消耗了自己。教师的真正价值体现在那些吸收能力强的，茁壮成长并结出累累果实的禾苗上。

到了七十年代末，在我晚年结识的刘道玉先生的倡议下，经邓小平首肯，高考制度在一个早上便宣告恢复。这突然的决定忙坏了有心向学的诸多学子，也忙坏了闲散多年的教师。因为积压了多年的高中毕业生都跃跃欲试。短短期间内萧条多日的校园又热闹非凡。要求复习高中课程、准备投考的年轻人蜂拥而致。此时的我亦全力以赴，帮助孩子们温书迎考。大学毕业十余年，我又重整旗鼓，回到自己本专业，开始担任正儿八经的高中物理教师。随着工作的展开，也逐步显露我在教学上的才华，由于在总复习时，我能对中学物理的整体条分缕析，深受学生欢迎。很快便声名雀起，听讲者纷至沓来，教室容纳不下，只好移师大礼堂开讲，其结果每每是声嘶力竭，筋疲力尽。当时没有什么补习费，收获的是久违了的成就感。这时我在教学上的名声也迅速超过裁缝、烹饪及油漆等方面的名气。

中国自古有教学相长之说，我初为人师，便遇上了一群活泼开朗、热心向学，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是他们促使我去钻研业务，学习教育理论，研究与探讨教育规律。在德化一中的13年是我人生中重要的学习与积累时机。有了这个基础，才使我日后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