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劫
好景不长,到1971年底,我又挨了一场批斗,省里30办派出两位大员,花了数个月时间追查我的下落,一封追寻我下落的信函被公社会计扔到废纸箱里去了,这一扔,使我又免去了一场大劫。但是,这些专事整人的机构以空前执着的精神,继续追踪我的下落。我至今还闹不明白,古往今来,不知所终的大有人在,譬如老子,他骑着青牛过函谷关,被关尹所迫,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出关以后就再无音信了;还有范蠡,他助越王成就复国大业后,“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直到现代,数不清的贪官污吏携带赃款溜出国门,也是“不知所终”。令人称奇的是:对我这样一个平头百姓,却要揪住不放。30办经过辗转调查,终于摸到了我的踪迹。此二人来的目的: 一是要我举发省里“
过了一个月后,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韩先楚自顾不暇,他的报复计划不能得逞,30办的两个走狗泥牛入海,没能持着逮捕证见我,这全是公社会计的功劳。因为30办若早几个月找到我,肯定是躲不过牢狱之灾的。
我在仙荣度过了二年悠闲的小学教师的时光,一年除了寒暑假还有二次农忙假,如遇上便车我都不会错过回省城福州的机会,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己接近尾声,逐渐进入落实政策的漫长过程,大大小小走资派官复原职,死去的亦追思哀悼。1973年秋我被调到德化最高学府—德化一中任数学教师。县落实办亦在福州30办尘封的木箱里找到我的档案,经过反复推敲,终于做出决定: “推翻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检讨书退回,其他揭发材料就地销毁。折腾了5年的公案终于了结,我掂了掂那份数千言的检讨书的份量—为搞这份材料发动群众、内查外调,耗费的人力、财力加起来少说要数千元。而我大半生发表的近百万字文章,很少有哪一篇卖过这样的好价钱。可惜这份检讨书,几经搬迁,己经遗失。否则一定当作珍贵的文物供奉起来。
我感到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偶然的巧合,我没有被政治斗争的漩涡吞没,最后又被送上水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总在思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在干傻事,这么多的人像墙头草,趋炎附势,缺乏人格? 我对国民素质起了疑心,心想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换个国家能上演得这样激动人心、有声有色吗?以后年龄稍大,阅历渐长之后。才知道若是换个国家可能知识分子的遭遇会更为悲惨,比如前苏联,在那里搞运动,血惺味比中国要浓烈得多。这多半与国民素质关系不大,而是历史走向与社会体制的使然。
总之,面临“而立”之年,我对政治己提不起一点兴致。在以后的几年,我专心致志做学问,借以摆脱长期压在心头的梦靥。我的人生观亦逐渐明朗:在自学英语的过程,偶然看到杰斐逊《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的英文原版,天赋人权,上帝赐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争取幸福的权利……。这些话说得很在理,于是便在大脑中占据了原先储存“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的位置。
西方人信仰上帝,连美钞上都印着:“In God we trust”这样溢美之词,上帝是正义、公正与爱的化身,是至真至诚的。东方人却崇拜帝王,如果老百姓遇上一个开
至于我个人,也渐渐明白了爱因斯坦所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这句话的巨大份量。. 渐渐明白了:“Life is too short to be little.”这句话的含义。开始将自己的精力集中于几个大的目标开拓进取。也由于经受了大风大浪的考验,经历了人生的各种磨难。我习惯了忍辱与含冤。在遭非常之变时不动声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夜深人静,我反复回味: “凡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总要磨练他。”这句箴言。也期望有朝一日能得到上帝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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