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折腾到1968年，所有在校的大学生统统发配到军垦农场劳动。全省组建了十几个“学兵连”。1968年冬，我随省内外十余所大学毕业生来到了南靖县一个叫牛岐头的偏僻山坳。这里是31军的军垦农场，大约有卅余亩冷水田。我们住在四面透风的竹棚式营房，十个人一间配一名解放军士兵当班长，名曰“学兵连”。大家手里没有武器，只有锄头与畚箕等生产工具。

      每天东方未白，军号一响就跳起身来，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拿着“语录本”对着毛主席像进行早请示仪式。接着便打起背包在山野跑上二、三公里。回到营房又是唱 “语录歌”，然后用五分钟时间吃早饭，接着便下地干活直到天黑收工。晚饭前还要唱 “语录歌”。晚上则围着煤油灯读“毛选”，背诵“老三篇”我一生最怕背书，小学一年级就因背书作弊遇到麻烦，到廿来岁又遇上这个苦差事，痛苦万分。一年多死背书的后遗症，就是后半生得了健忘症，经常丢东西，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在劳改农场(在该农场隔一座山，叫马山农场，是关押刑事犯的劳改犯农场，虽然只一字之差，但性质不同。) 一年四季农活不同，但生活节奏单调划一。生活异常艰苦，一年四季洗冷水。对于女同学来说尤其不可忍受，多数都得了痛经病。以后发明用日光加热冷水的办法。解决了部分问题。洗澡不分男女都在小溪里完成，男生到洗澡的河段得大声喊:“下面是高炮部队还是坦克部队?”……体力的极度疲乏与精神的高度空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是这一百多号来自全国的大学生，都默默地忍受清教徒的生活。确实，没有一种苦行能比得上忍耐; 没有一种幸福能比得上乐天知命。由于“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甚嚣尘上，知识分子被摔到社会的最底层，人类最精华的群体，不约而同地学会夹紧尾巴做人的诀窍——沉默与忍耐。夜晚，坐在竹凳上，望着熟悉得难受的群山的背影。我脑海里浮现起伏契克的那句话: “人的构造多么奇妙啊，它能忍受最不堪忍受的事情!”。

在一次农忙季节，我终因脱水而休克，被拉到位于漳州的九四医院住院治疗，本来几天就可以出来，由于我又瘦又小，身体各部位毛病又多，就被一位军医相中，将我作为来医院实习的学生的教学标本。我也乐得偷闲一段时间。在那里我结识了一个高炮通讯科的科长，每当饭后散步聊天，他总是扯起在越南打仗的那段时光，讲得如痴如醉，说打仗如何刺激、如何有趣，说他在越南时是一生体重最重的高峰，现在怎么休养也无法达到那个水平。我不知在哪里听说过，战争是人类最为盛大的娱乐活动。大约有点道理。

       农场劳改的后期，开始“清队”，这是“文革”大节目中的一个小插曲，在农场单调的改造生活中掀起一阵波澜。因为我在文革的小报上围绕毛主席的“造反”论调发过一些文章，还说过一些诸如“韩先楚的屁股不但要摸，还要拔他的吊毛”一类高论，被定为“反动分子”，作为全连的三个重点人物进行隔离审查，(有点像今天对付腐败分子的“双规”)当时流行车轮战术，几组人轮番上马，相当于美国大兵虐囚的手段都用上了，因为靶子是上级指定的，所以揭发材料特别多，又因临近分配，一些人立功心切，急于表白自己的忠心，“批斗”颇为卖力。当时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战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开始的几个月我战战兢兢，患得患失，一直为年纪轻轻就进班房而忧心忡忡，最后几个月也就麻木不仁了。对隔离审查的人，还有一种惩罚，不淮睡眠，美其名曰:“ 触及灵魂”。有一天下半夜，我在作为饭厅的竹棚里呆坐着触及灵魂，老连长，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斗的老军人查夜路过此地，咕噜了一声:“搞什么名堂?快睡觉去。”当时我的感觉，就像在沙漠中跋涉的人，兀地见到一片绿洲，我明白:世间自有真情在。

      在军垦农场对我最大的考验就是睡眠不足，通宵达旦写检查，天一亮，照样要“荷锄日当午”严重的睡眠不足产生的后遗症是多年以后得了“嗜睡性神经衰弱”，一天都要昏睡十几小时。在我漏夜写检查的那些日子，邓小平也在写检查，题目叫“我的自述”承认是走资派并声明永不反悔。我的检查层次没有他高，但文采要强一些。十分讲究遣词造句，讲究排比、对仗等等修辞手法。可惜的是这篇作品在日后的“落实政策”中被当局烧毁。

       当时毛主席他老人家晚上睡眠不佳，睡不着觉便浮想联翩，发表最高指示，同时马上由电台往下传，这时全国人民都得起身敲锣打鼓上街宣传最高指示，我们也不例外，只不过宣传的对象是荒郊野岭。少睡眠与高强度的劳动，“三抡”时，每天下地割稻、打谷、挑担十几小时，收工时不说衣裤，连皮带都拧得出水来。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吃苦精神普遍比青年好，这完全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调教出来的。

       我们连队的指导员也是个知识分子，他定了一条规矩:“只淮触及灵魂，不准伤其皮肉”，后来才知道，其它农场比我“罪行”轻得多的人也挨了揍，不幸中之万幸，我侥幸又逃避开一场大劫。“批斗”进行了几个月，便草草了事。我也作为一个“可以教育好的人”而释放。在全连大会上做了学用毛著的报告，给批斗与被批斗的人设计了一个分寸适宜的台阶。报告结束，还听到稀疏的掌声，对于逃过劫难的我本应高兴一阵，但我却愤愤然而不平，自己来到人间二、三十年尽是扮演倒霉的角色。

      到了1969年的深秋，“学兵连”的管理趋于松散，允许谈恋爱与结婚，据说这是军部红头文件所规定。早在中学时代我就读过«斯巴达克思»这本小说，二千多年前，奴隶的婚配要经奴隶主的首肯。联想到这个情节，我心里发笑:  我们这些人究竟是机器?还是奴隶?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可以在某年某月开始恋爱，某年某月准于结合?那些年龄大的，头脑成熟的人要比我实际得多，他们马上行动，掀起结婚高潮，鸿雁传书，旧的恋人或地下恋爱的一对对情人先后向世界宣告他们的结合，男女各揣起自己的棉被搬进“干打垒”的招待所度起密月。

      1969年秋，全体学兵连的学员打起背包，行军50公里，从南靖丰田转移到厦门后溪，在那里我当了约半年的鸭司令，负责看管一百多只鸭子，这大约是我一生中下属最多的一段时期了。在以后的岁月中，凡是我的部下超过三人。便自然而然倒台。我天生不是一块当官的材料，特别是在一个没有章法的社会之中。在我放鸭的日子里，当鸭群在水塘里自由觅食的时候，我也躺在池塘边，晒太阳或享受海风的吹拂，大脑则进入自由王国，那也是一生中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因此在所有的生物中，我特别钟爱鸭子，不仅因为自己是丑小鸭，主要是与鸭子相处的近半年时间，与它们建立了感情。每个星期从31军军部都会开一部Jeep到我的鸭场，运走两大筐鸭蛋。当时鸭蛋还算是高级营养品，大约是供应首长享用的，一想到我对军队的首脑也作了贡献，我也满心的高兴。50年代，毛泽东率部进驻北京后，即在京郊建立了巨山农场，生产的农副产品直接供应中南海，中央首脑的食品还要经过化验、试吃等复杂程序，不知我这个危险分子生产的营养品在奉上军首长的餐桌前是否也要通过这些程序?

      1970年初春，冰雪消融，军垦农场的生活终于划上句号。整一年半，平均每天流汗一斤，流血一毫升(从烂泥田来，总要从脚上撕去三、五只血淋淋的蚂蝗)，在南靖这个山沟沟里，我流下500CC殷红的血，近500斤汗水。以这样的代价，我结束了人生的学习阶段，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大惑不解的神情，走向第一个工作岗位: 小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