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1966年春夏之交眼看就要毕业了，“
“文革”不能等同于共产党执政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因为“政治运动”是对付知识分子与一般老百姓的，而“文革”却主要是共党内部的整肃。“文革”的起因众说纷纭，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像《联共(布)党史》那样一种“正史”，所以只能靠似是而非的一些官样文章、报道、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去做一些“考古工作”。从性质上来说，“文革”是一场宫廷内讧，由于毛的孤僻，中央书记处以及政治局的人都摸不准毛的想法与政治意向，这样工作就失去方向，如果做了大量工作不符毛的心意，那么一切皆前功尽弃，需要推倒重来。所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在毛的专列以及在他外地出巡时常住的几个地方安装录音设备，这件事一直进行了二年才被毛发现。1961年2月毛的“专列”经长沙，停在黑石铺机场，召见湖南省委的张平化与王延春，两人迅疾赶到，而毛还在床上与中南海幼儿园的一个女教师“厮杀正酣”，这个年青女子提醒毛赶快穿衣服，外面有人在等。当他们下车散步时，录音员罗某将幼儿老师与毛的对话当作笑料在这个女子脸前散布出去，女孩到毛处告了状，这个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为“文革”埋下了伏笔。说中央书记处要整他的“黑材料”，以便以后像赫鲁晓夫一样反掉他。他对身边的人也都产生了怀疑。若不是情妇将此秘密捅破，他还蒙在鼓里。他气愤地说:“中国共产党内，好人早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一些行尸走肉。”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毛第一次做了检查，说对三年自然灾害引起的饥饿，他负有直接责任。刘少奇在会上做了主题报告，说:“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因与会人数众多，县委、厂、矿的一把手也来开会，他们特别善长闲言碎语。会场流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马列主义。”，毛看到这个简报后非常生气。将这几句话改为: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蒋介石的口头禅是“娘希匹”;老毛喜欢骂放屁，他写诗骂赫鲁晓夫也用了“屁话”这样的字眼，创下中国诗史之最。总之，积压了一肚子怨气的毛，终于在四年后总爆发，第一批拿出来祭刀的彭、罗、陆、杨。杨尚昆的第一罪状就是在他的专列火车上安装窃听器。当然，“文革”的第一目标还是刘少奇。但是陪斩的人却数以万计……。首先是∶外联部王稼祥因 “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被罢官,接着农业部长邓子恢因“ 十年一贯的老右倾” 被罢官。在8届10中全会上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被指为借历史小说《刘志丹》 搞反党活动。在这次全会中以康生为首的专案处理人数达300多人。
七千人大会上毛批陈云:“ 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1965.1邓小平召开工作会议，毛病，邓劝毛不必参加，刘少奇提出农业社是各种矛盾交叉，而非仅仅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次日,毛带着宪法与党章与会说:“ 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个人不让我讲话。” 刘少奇做了检讨。1965.10汪顶替杨尚昆出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6年,毛发牢骚:“邓小平管的书记处,不知道是管的谁人的书记处。书记里头坏了多少人啦。过去不算，现在的彭真，他管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陆定一管的中宣部是个阎王殿，左派的文章休想过关。罗瑞卿在军队里搞折衷主义。扬尚昆往来传消息，收集情报。这就是邓小平的书记处”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毛主席将该骂的人都骂了。1966年5.16通知下发，宣告文革正式开场。
仅仅差一个多月就大学毕业了。盼望已久的大学毕业证书也拿不到手了，终日开批斗会，学校处于瘫痪状态，我对
在北京的日子，我徜徉于大字报的海洋里，以文章鉴赏家的姿态欣赏各种政论文的风采，发现许多漂亮文章多出于理工科学生的手笔，不无感触。除了看大字报，我还趁机游览了北京城，当时毛主席需要红卫兵帮助他干革命，所以指示各接待站，红卫兵如果缺钱用，可以打白条免费吃住。在大串联时代，我周游全国，也忘了打过多少白条。~直到农场劳改，许多单位才将白条寄来讨债。我只好用微薄的47圆工资抵债。1966年的北京实际也没有多少景点可看，故宫处于封闭状态，中南海更是不能靠近。我只记得逛了景山、北海、工人文化宫等天安门周围的地方。
从北京回到福州后，找不出什么值得干的事情，叉再次北上串联，这次到了毛的故乡韶山，参观了他的故居。房子挺大，背靠马蹄形的山岗，前面有池塘及一大片田地，据说是毛的父亲相中这块风水宝地而从滴水洞搬迁入这个新居，从而孕育出毛泽东这个草莽英雄。这次串联我基本上是单枪匹马，先后到过长沙、武汉、南京、上海及广州等地，仍然是到处开白条借款，我从来没有向私人借过一分钱，但向政府却告贷不少。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花将来的钱办今天的事。文革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得以周游大江南北。我的曾祖父，晋京赶考不中，返家途中，也是浪游四方。他返乡之后，赋诗作画，著书立说，名播四方，而我回到家乡的十余年却是劫难不断。步入了一个悲惨世界。
文革的序幕是从破四旧、横扫牛鬼蛇神开场的。这对整个国家与民族的损失自不待言，对我们家庭来说也是一个灾难，一些被认为是封资修的字画、艺术品损失灭殆尽。紧接而来的是白色恐怖，我们居住的是一个十几房人家的大院落，其中一个房东原来是个中学历史教师，被评为右派。红卫兵便杀上门来令其跪在石板条上认罪。这个人也是出奇的犟，一边被打得惨叫，一边死不认罪。我母亲原本就有心脏病，听着惨叫声，躲在床上直哆嗦，以后越发病重，文革还未结束，她便提早离场，去了极乐世界。
除了老百姓受罪，官老爷也遭罪，我在省委大院亲眼目睹了叶飞与红卫兵的一场舌战。他手里拿着一小笔记本，绞尽脑汁回答红卫兵小将叨钻的问题，斯文扫地，全没了省委书记的威风。1959年庐山龙虎争斗正酣时，叶飞埋头打麻将，邓小平在中南海高干俱乐部打弹子摔断了腿，都逃过这一劫。但是以后都一一在文革中补了课。而文革“最辉煌的战果”是以现代全民战争的方式“凌迟”处死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严家其在所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曾描述：
1967.8.5，天气酷热难挡，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彪形大汉架上批斗台，用暴力胁迫他们弯腰低头，双臂后伸，即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达两小时之久。斗争会上，刘少奇的答辩不仅被不停的口号声打断，刘少奇本人还要遭受语录本的不断拍打。会场上频频响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呈现出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会毕，刘少奇，王光美被抻到会场一角，逼迫他们向两幅画上的红卫兵鞠躬。此时的刘少奇己是鼻青脸肿，他的腿被打伤，鞋被踩掉，只穿着袜子，双腿象灌了铅似的一跛一跛地走路。当他被押回办公室时，怒气正盛，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并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们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1967.8.7刘少奇还写信给毛泽东，出面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等职务，并写道：“我己失去自由。”……
、"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各界知名人士还有：张霖之：1967年，煤炭工业部长。贾拓夫：1967年，原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田 汉：1968年，作家。许光达：1969年，大将，国防部副部长。贺 龙：1969年，元帅，国家体委主任。刘少奇：1969年，国家主席。陶 铸：1969年，国务院副总理。张学思：1970年，海军参谋长。赵树理：1970年，作家。邵荃麟：1971年，文艺评论家。侯金镜：1971年，文学评论家。彭德怀：1974年，元帅，国防部长。邹大鹏：1967年，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秀峰：1971年，建筑工程部部长。章伯钧：1969年，民盟中央副主席。何 伟：1973年，教育部部长。南汉振：1967年，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陈正人：1972年，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钱瑛：1973年，监察部部长。柳 是：1968年，原教育部副部长。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胡锡奎：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其梅：西藏军区副政委。1967年。高仰云：南开大学党委书记。
刘 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赵宗复：1966年，原工大。姚 凑：1966年，中宣部。谢家荣：1966年，中科院地质所。冯大海：1967年，中国作协。孟秋江：1967年，天津统战部。许政扬：1967年，南开大学。沈知白：1967年，音乐学院。李嘉言：1967年，古典文学专家。饶毓泰：1968年，南开大学。
苏饶嘉措：1968年，佛学家。胡先肃：1968年，文学评论家。陶然：1966年，文学评论家。孔 厥：1966年，小说家。陈翔鹤：1969年，小说家。伊 兵：1968年，戏剧评论家。彭柏山：1968年，小说家。
张宗燧：1969年，中科院物理所。吕 荧：1969年，美学家。等。这些人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虐杀（一般书中统称为"受迫害而死"）。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含冤、含恨离开人间的。
“文化大革命”， 名曰文化，实际是一场大武打的闹剧。除了国家主席以及大大小小的“走资派” 挨打外，刘少奇不久前定义的敌对分子∶“地、富、反、坏、右” 便列入陪打之列，以下是章乃器∶《七十自述》的一段话，可看出当时“打” 的水准∶
“ 8月25日后七天，是每天都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理，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彻底的。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抽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手，更有人用气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用水壶灌鼻孔，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便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鼻，因一时找不到辣椒，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面部后，用氨水灌我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毛主席原来打算利用学生作为其党内清洗运动的炮盔，但以后学生之间打得不亦乐乎，于是毛另外起用工宣队与军宣队。为了清场，便出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新花招。于是我跟千千万万大学生便步入了漫长的劳动改造生涯。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要打倒他所不满的一大群“走资派”，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文革则是一场背离常识的闹剧，它将所有生活在旧社会的“富人”统统说成是“坏蛋、恶棍”，所谓“天下乌鸦一般黑”;相反，所有穷人一律都是好人，仿佛“天下白鹅一般白”。这当然违背常识。“富人中有好人”，这不是对富人的特殊“褒奖”;同样，“穷人中有坏人”，也并非对穷人的特别“贬斥”。因为致富的方式与受穷的原因也并不单一。
文革在中国的上演并不是历史的偶然;正像种族灭绝的战争在黑非洲上演不是历史的偶然一样。它是一种历史走向，人类前进的步伐从来不是走的直线，它像醉汉一样步履蹒跚。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像天气一样，时而风和日丽、时而疾风暴雨。我们不能因为置身疾风暴雨而放弃生存。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人，就是少了这份认识。我很佩服一些“老运动员”在逆境中的潇洒与洒脱，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省博物馆长，天天挨批斗，天天乐哈哈。有一次小组围斗他时，造反派笔记本上夹的一张纸条落地，他赶快趋前将其拾起，交还失主。旁观者看来，这老顽童仿佛是在参加一场游戏。本质上来说这也确是一场超大规模的游戏，只不过这大游戏的规则太过随意，全凭毛泽东的心血来潮及情绪的变化而运作。
易礼容是新民学会的成员，毛泽东的同窗好友，他们共同开办了长沙文化书社，是继毛泽东与何叔衡之后的第三名共产党员，曾任湖南军委书记，文革中因为不肯为专案组写毛泽东十次到安源的证明材料而于1967年11月关进秦城监狱。他在狱中一呆六年半，在狱中他每天抚摩脚心数千次，脚趾数千次，小腿数千次。易老享年百岁，于1997年去世。可见坐牢也是锻炼人的地方，曼德拉坐了十几年牢，出来后当了南非总统;李敖坐了国民党十几年班房，出来后也骂了国民党十几年，后来居然将国民党骂倒……。话说回来，这世界上毕竟有气候稳定的地方，不求四季如春，但也不可变幻莫测。这就需要在改造环境上下点功夫。按照毛的说法:“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中国是否会再次上演这种闹剧?我心存疑虑。我们每个人都应有心理准备。
赵紫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学生静坐现场
对“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现在还莫衷一是。根据宋任穷的回忆：到1982年底，全国共平反干部230多万人，集团性错案2万余件，并摘掉了54万人的“右派”帽子。由此看来，毛泽东是把玩笑开大了。事隔二十多年，党的总书记赵紫阳说:“从某一角度来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到极端，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大彻大悟，反省到1957年以后的问题。那就将花上更多的时间才能做到目前这样的思想解放。”可是，由于赵紫阳思想太解放，又口不遮拦，对“6.4”学生运动心慈手软，不肯动粗，成了新时期的又一“分裂党的分子”。改革开放的步伐又放缓了几年。我想中国是否真正地老了?不然他的步履为何如此蹒跚? 赵紫阳于2005年1月17日逝世，官方媒体不再提他是“分裂党的分子”。改为“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中犯了严重错误。”这种说法。但不管“分裂”也好，“错误”也好。在人民心目中他仍然是“要吃粮，找紫阳”的那个赵紫阳。
“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后遗 就是又错过了一次祖国统一的机会：
在1956年5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就请他（曹聚仁）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蒋介石听了这个话，就更想早日与中共方面沟通了。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蒋经国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两次找到曹聚仁。会见中，蒋介石向曹表达了自己愿意与大陆沟通的想法，同时告诉曹：“你此番去大陆一定要摸清大陆方面的真实意图。”
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达北京。
此后曹聚仁多次往返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国共两党的沟通而奔忙。曹每次到大陆，毛泽东、周恩来都与他秘密谈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谈话中都表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图，并且答应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后，给蒋介石以优厚的条件和待遇。他也在返回香港后转道台湾，直接与蒋氏父子见面，转告中共方面特别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
可惜由于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疑虑，便中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原本谈到议事日程的和平只因大陆的内乱，没有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一线和平署光就这样被所谓的“政治需要”扼杀在摇篮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