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乌托邦

1960年中学毕业，我胸怀大志，一心想当个建筑工程师，报了复旦大学建筑学系，志愿表送到校长处，被训了一顿，说你成分问题和社会关系这样复杂，怎能上这样的重点大学?说我只能投考师范学院。如上所说，于是我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应付学业，我先后辗转于三个大学，健康状况恶化，进了几趟医院动了几次手术，断断续续，靠了非凡的毅力，终于完成了大学学业。 1960年开始的大荒饥，现在无法考证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综合国内外各种史料，可以令人信服的数字大约在3000万左右，死了这许多人毛泽东根本不当一回事，他在游泳池对赫鲁晓夫说:美国在福建扔原子弹有什么了不起，中国人死了三分之一，地球照样转，不要几年中国又把死掉的人生回来了。可是忍饥受饿的普通老百姓并不都有这般轻松的心情。我自幼便非常瘦弱，饭量极少，但也禁不住饿肚的煎熬。更何况那些身高马大的汉子，我在泉州师范学院时，就目睹一个班干部，趁一伙人围着抡购烧红薯时，将一颗大红薯悄悄揣走，当时食物短缺，钱就更为紧张。到福建师大时，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因饥饿难耐，盗吃了别人的一罐饭，而被开除。当时处在“水深火热”的台湾的大哥通过香港的亲戚，不时用包裹寄一些日用品以及诸如面粉、白糖、猪油等罐头食品回来，我们一家算度过了难关……。

实际上在1958年就已经种下了大饥荒的种子，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创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毛泽东淘醉在大跃进、人民公社与总路线三面红旗的美梦中而不可自拔。期望着在有生之年赶上并超越英国。更有一批吹牛拍马的好事者添油加醋便成全了毛的这场美梦。在1958年的一次庆丰收晚宴上，王任重对毛说:“这份《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杜的决议》可以说是当令的《共产党宣言》。只有在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才能在东方出现这一轮红日。”周恩来也凑着热闹说:“伯达同志讲，马克思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生产力可以提高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我们今天不是己经达到了吗?”柯庆施的调门更高，他说:“我们党和领袖现在事实上，无论是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上，不是早已超过马克思?”

当时为了讨得毛的欢心，王任重一伙人更是精心导演了一黜黜闹剧、笑剧。在湖北省的铁路沿线，省委让铁路边各县周围几十里的人，聚在铁路两旁，连夜赶造土高炉。让妇女穿红着绿下到田里。王任重还带毛主席看了一亩地，是将别处十几亩地的稻谷连根拔起齐插在这一亩地上。王还吹农民曾想办法，为了让稻子通风，在田梗上装了电扇吹风。自从反右运动《人民日报》受主席批评，改组之后，他们就成了闹剧导演的吹鼓手，导演怎么讲，他们怎么登。天天有亩产十万斤、几十万斤的报道出现。毛主席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天方夜谈”之中而不知祸之将至。值得庆幸的是因为福建是前线，毛的专列从未到过福建，使福建的农民没有参与出演这种自欺欺人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蠢剧。福建海外关系多，饿死的人也相对少一些，我以后到德化工作才知道，福建内地山区的人当时是靠吃野菜、地瓜叶、甚至“高岭土”(一种细如面粉的瓷土度过饥荒。)而保下生命。

继“大跃进” 期间，经济损失约1200亿以后，“文革”10年又达5000亿元，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30年中，全国的全部基建投资不过6500亿，固定资财产投资不过4000-5000亿元。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总量4.7%，至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可到了1980年，只相当于日本的1/4。

人的天性，使东西方都在做“乌托邦”这个梦。1835年英国工厂主罗伯特.欧文，以15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一个移民区，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实验区——纽哈蒙尼公社。可是，一切绞尽脑汁的设计和试验最终都化为泡影。“乌托邦”依然是一场梦。

20世纪初，毛润芝和他的几位同窗，踏遍长沙岳麓山的各个乡村，想寻找一块欧文式的“纽哈蒙尼公社”建立一个“新村”，他为这个新村设计的蓝图包括:公共育儿院、消费社、公共学校、公共农场等等，十分周全。但最终却失望而归。40年后毛执掌整个中国，便重温旧梦，神州大地便成了一个巨大的“纽哈蒙尼”并率领六亿多人民做一次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大实验。

于是，如上所述，20世纪中叶，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喜剧与悲剧交织的人间大戏。这场戏的大幕直到198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才轰然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