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鲁迅曾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狭义说就是有饭吃、有衣穿、有窝住，活得下去；广义说，生存，还指人要活得风光、有品位、有层次。鲁迅说事的时候，可能是指的狭义之生存。在此之后，他又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但遗憾的是许多人至今依然苟活，他们苟活，许多是出于无奈，迫于生存环境的恶劣。而一夜暴富的新贵，也极尽了奢侈之能事。还有一些大权在握的人，借发展之名，恣意放纵。
回顾二千多年的中国，多是王权专制的历史，坐上龙椅的皇帝生怕人家抡了他的位子，惶惶然不可终日，周围的臣子也生怕何时得罪了皇上，而丢了脑袋，心惊胆战过日子。老百姓更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终日考虑的是如何填饱肚子，他们之中，有的放纵、有的奢侈、大多数人苟活，生存状态均不太妙。尽管在秦始皇手里就开始修造长城，但长城从来没有为汉族起到阻止外族入侵的作用，它给汉人带来的只是心理上的安全感，甚至成了禁锢我们想象力的一道樊篱。大家在长城里互相残杀、互相颠覆，不在意间就让外族人的铁骑越过了长城。先是北宋的秦桧引狼入室，把宋朝的皇帝打得到处跑，有的皇帝还被俘当了阶下囚。到明朝末年，满人入关也并非攻破长城，而是由吴三桂率他们长驱直入。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光阴里，中国人又在关内忙着打仗，日本人乘虚而入，又出了个汪精卫，投降日本人，成立伪政权，抗日战争，伪军伤亡人数是日军的三倍，抗战的对手说是日本人，不如说是中国人，抗日战争是三分御外、七分内战。我们好不容易赶走了日本鬼，国共两党又大打出手。当两大势力被海峡的波涛暂时分开后，两党之内的斗争又搞得纷纷扬扬。
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如此恶劣，不是汉人愚蠢，相反，而是聪明过头，有许多精英分子，为统治者设计了许多计策，使极少数统治者强大，绝大部分百姓虚弱无比。长期以来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始终无法改善，不怪天、不怪地、不怪帝国主义侵略者，终极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缺陷。
临近世纪末，普通老百姓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一些头脑灵动的或有些“背景”的人，便不失时机地投入“淘金”热潮。商场亦是战场，那些淘到第一桶金的幸运儿，有的亲友反目、有的妻离子散，几乎没有几个承认自己的生存质量是上乘的。
凡此种种，都使人想起一句古话∶“鸟为食亡，人为财死，政为权灭”。基本上作为人生看客的我，看得多、做得少；想得多，成的少。步入暮年，觉得还是应当将人生观感写出来。因为我觉得到了21世纪，应该是国人考虑生存环境、生存质量、生存品位的时候了。
要探究生存问题，首先要反顾历史∶个人的生存史、各阶层人的生存史、民族的生存史。除此之外少不了看看国界之外，各种肤色的人们是怎么过日子的？做些比较，目的是找到一个我们自个儿较为合理、明智、聪明的活法。所以这个文章就从我自身说起，以反顾为主，结论多半留给有机会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自己裁定吧。
在国界内外关注生存状态的人有许多。美国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生存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发展。这种人类不断追求完美的本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不管人处于那一层次的需求，都与他们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因此，改善生存环境是人文关怀的首要任务。
在国内，关注生存状态的人并不少，我仅提几个应当“名留青史”的人:其一是陈纯如。她是一个旅居美国的女孩，当她知道了南京大屠杀这件不可理喻的事，便锲而不舍的展开调查，并将其调研结果写成《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于1997年在美国出版，在调研与成书前后，她无法直面中国人所遭遇到的奇耻大辱,终日处于惊悚与恐怖之中。当廿余岁的陈纯如竭力提醒国人自身的屈辱史，一方面她为国人对待这些历史事件的麻木与淡漠的态度而深受刺激，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与骚扰，使她不得不频繁更换电话与住处，在她最需要得到祖国支援的时候，她孤立无助，最终严酷的现实使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而自杀身亡。陈纯如在书中说：本书成为我个人对人类阴暗面的探索。她将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归结为政府行为。她引用研究“集体屠杀”的专家鲁道夫．拉梅尔的话：“权力使人杀人，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杀人。”她所得出的历史教训，锋芒指向了所有专制政权。
有报道称: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免费开放，参观者大声喧哗、乱扔果皮、毫无
忌惮、仿佛进入游乐场。与此成为极大反差的是，北欧一个小国 --- 丹麦，于2004年12月17日将一种高贵的鲜花，命名为“辛德贝格黄玖槐”，命名活动发起者是安德森，侵华南京大屠杀见证人辛德贝格的外甥女。对此行动他认为“这将是纪念和引起对那场可怕的大屠杀关注的又一种办法”另外，美国电影界的热心人己决定将陈纯如的《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拍成电影，于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2007年在全世界公映。这些事实都说明西方世界更重视人类的生存状态。
我还要提及的是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过于曲折，虽然自然灾害不断，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地区暴雨成灾，引发数十座水库跨坝，死了8万多人；次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创下世界之最，死亡人数达242769人，重伤164851人之众。但人祸所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天灾，例如，因“反右派”以及“文革”等形形色色的运动而自杀身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唐山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
在《圣经》中有这样一段话:“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and the darkness has not overcome it.”(光照耀在了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它)。黑暗为何接受不到光照呢？因为有少数人设置了壁垒。特别是少数拥有权力的人设置的壁垒造成了多数人生话在痛苦的黑暗之中。而从“生存状态”的角度来看，的确有不少人人在黑暗外边倒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黑暗总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的感觉。这是人性屈从于习惯势力的奇妙而脆弱的一面。所以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拆除壁垒与构筑壁垒的过程。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纪念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大会上也说:“邪恶当道是因为好人无所作为。”上个世纪的40年代,日耳曼与犹太人,这两个诞生了无数杰出的科学家与艺术家的伟大民族,上演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杀戮行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每天6000人的速度消灭犹太人。值得庆幸的是犹太人没有忘记这段历史, 犹太人搜集了几十万被害人的档案资料、包含照片、生卒年月、及简单的生平事迹。涉及的犹太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而德国人也不曾遗忘,德国人理解第三帝国的关键不是诺曼底登陆,而是发现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时候。在柏林维藤堡广场上有一块警示牌,上面写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不忘历史,是为了我们的后代尽量避免不小心再踏入黑暗，也是为了今天还健康幸福地活着的人有所作为。
国人有“盛世修典”的传统；总喜欢“报喜不报忧”。而西方世界则擅长于“盛世反思”。反思，是文化去其糟粕的过程。是文化振兴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源泉。1871年客居布鲁塞尔的雨果，因提议在他家里接待流亡的巴黎公社社员而被比利时驱逐出境。131年后，布鲁塞尔市政府向雨果致敬，在他故居的正面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雨果的一句话: “我觉得我是全人类的兄弟，我是接待所有人民的东道主。”布鲁塞尔市长在揭幕仪式上说，比利时承认驱逐雨果是错误的。历史是需要盘点的。要瞻前，也要顾后，这样才可能少走弯路、少受损失，也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长治久安”。
古代的人生存是比较单纯的∶中国人生活在“天道”之中；西方人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可是，现代人的生存要复杂得多，中国自“五.四”之后，陷入“天崩地裂”的革命之中；西方的尼采，也吆喝∶“上帝死了”。现代人生活在面对自然、社会与精神编织的网络里，生活在欲望、技术与智慧的“无底棋盘”之上。显然，现代人要生存下去，而且活得滋润，决非易事。我在这里只是提醒人们注意生存这个问题。以便在匆忙的人生里，少些遗憾，少些痛苦，多一些幸福与快乐。
历史学家总喜欢将人类社会划分为许多复杂的层次，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而经济学家则将其划分为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知识经济社会。而对于人类生存状态来说，只存在专权社会与民主社会两个层次。中国的专权社会长达二千多年，不可能一步跨入民主社会，如能用一至二百年的时间实现并完成这个过渡时期，也应该额手称庆了。民主社会的生存方式是世界的新潮流，是强势力量，随着全球化进展的全面加速，这个过渡期有望大大缩短。如果将1911年的辛亥革命作为这个过渡期的起点，我们也已经历了近百年的社会变革过渡期，尽管在这个过渡期里，人民的生存状态的变化错综复杂，一些人富了，一些人依然贫困；一些人自由了，一些人依然不自由。但民主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民族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也不可逆转。
2001年美国的三位经济学家因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而共同赢得当年的诺贝尔奖。当今中国社会为什么假话遍地、次品充斥？说到底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人的信息流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人要想获得重要信息，都要逐级传达，内部文件要按既定程序，分层次并经过严密筛选，通过层层级别才能传达到基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读大学时是蒙在棉被中偷听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广播，才知道某月某日中国要引爆第一颗原子弹，延续到七十年代，我的一位同事因为听了英国BBC的英语广播，提前知道了“四人帮”被捕的消息而惹出了大麻烦……。我们从国家宪法角度讲，没有公民的知情权理念，从公民个人角度讲，也没有知情权的概念。所习惯的是层层封锁与保密。这些政治上的信息处理方法和理念引伸到商业经济领域，就出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斥坑、蒙、拐、骗的低层次的经济活动情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揭示出了信息不完备情况下市场的缺陷，同时，这一理论也揭示了社会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政治信息，这个社会也会面临衰退。譬如，公民对政府官员不了解，不知道这些官员的才能和品德情况，每五年一次的人大代表选举，选民根本不清楚候选人的情况，甚至连性别都不明确的情况下，便在其姓名下打钩，完成走过场式的“选举” 。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必然造成重复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出现“坏官驱逐好官”的现象，群众会与官员离心离德，社会腐败日益加重。如果提拔干部的更高一级领导出于私心，比群众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低质量的官员将会驱逐高质量的官员，政府中官员的质量和素质会持续下降。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表现完全证实了这一理论。全国上下不断涌现的腐败大案，完全印证了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因此，中国经济领域中的假冒伪劣问题要靠政治领域的改革来纠正。只有将政府官员中的假冒伪劣清除出去，市场中的假冒伪劣才会减少。如何才能使政府官员的质量提高呢？如何使政府官员廉洁奉公呢？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是提高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构通社会的信息通道，增加政府决策与施政的透明度。为此目的，首先要对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剥离其神秘与伪装的面纱，将其真实面貌公之于众，这些工作，许多人己经从不同的侧面正在做着，也是本书作者勉为其难想尽力完善的一项工作。有朝一日，中国人如果能从假话、谎言的沼泽地里跋涉出来，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大师鲁迅的思维里，他在上个世纪初，对家、国都伤透了心，可说是处于近乎绝望的状态，终日埋头于故纸堆与碑帖之间以打发时间，其时，《新青年》的钱玄同动员他出来为新文化运动做些工作，他却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则表示：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而正是这个希望之说，终于点燃了鲁迅的生命之火，他开始了“呐喊”。
今日之中国，铁屋己破，当今的任务在于清理废墟，这个工作一点不比破屋轻松。因为爆破铁屋是多次进行，譬如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与以后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很壮观的大爆破，铁片横飞，有的落到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人家拾起来当做很好的建筑材料，而这些铁片却造成我们同胞机体上的硬伤，因此，我们民族需要疗伤，譬如，1956年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到莫斯科教训赫鲁晓夫，那个秃子不太服气，就说：“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周恩来回应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我却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从此“背叛”一词便成为时髦的政治术语，成为搁在民族肌体中的一块弹片。中国人开始接受批判和揭发检举的现实，儿子害过老子，女儿检举过母亲。社会组织的严肃性超过家庭组织的亲密性，这样必然颠覆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伦理。从此，信仰丧失了，方向迷惘了，于是，六亲不认，只看钱，心冷如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潜意识大面积蔓生。这就是破屋过程中留下的一个典型的后遗症。总之，我们需要放松僵硬的躯体与精神，需要培育久违了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正如胡适所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远在1925年鲁迅就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动乱）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大治）
他又指出∶“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我以为，这开创历史第三样时代的任务尚未完成，还需要花耗一、二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
生存革命的成功与否，可能就在于是否有大批个性独立，不人云亦云，有敏锐的思考与判断能力的年青一代茁壮成长。他们能够在黑云压城时不屈服、敢抗争，不苟活、不苟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今天就要将真实的历史告诉他们，并给他们充分的学习与锤炼的机会。在盛产赝品、假钞、伪劣商品与谎言的国度里，年青人的一个重要学习与锻炼的项目就是提高自己的鉴别力。记得十余年前我在一个非重点中学兼课。一个眉目清秀而纯真的女孩为反来复去解不出一道看似简单的物理题而苦恼时，我拿过她的题目，发现题中有很多虚设的己知条件，命题者的意图是考验学生的能力，看是否用所给的条件乱套公式，其用心良苦，但却为难了年纪轻轻的女孩。我对她说：“这里有许多条件是多余的，它们的用处就是迷惑你，是出题人设的圈套，跟荒郊野外的陷阱是一回事！”那女孩用无助与可怜巴巴眼睛盯着我说：“做题也要提防陷阱吗？做人真累啊……”这个场景，至今仍清晰地烙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人的生存环境如若布满陷阱，肯定这日子不好过，但满布的陷阱却不可能轻易消失，于是练就一双慧眼，把世界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便成为生存能力训练课的主要项目。我指望这本书也可权当生存能力训练课的一本临时教材。
: 社会
